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