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
根据1932年颁布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没有开过。
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是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是”。
但他渐渐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