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嫁女不在乎“多等”
说完了男人，我们再来看看女人。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嫁错郎，做官的那么吃香，当然挤破了头也要做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榜下捉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发榜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们一家人手拉手，大清早就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选择，实际上就是抢，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估计潘仁美就是这么被逼婚的）。在宋代史籍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如真宗时，范令孙“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
宰相王旦立即“妻以息女”；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到欧阳修，便“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天下”，待欧阳修“登弟，及以女妻之”；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上妻以女”。和乌纱帽市场一样，进士女婿市场也是供小于求，货源奇缺，所以能抢到好女婿的也是极少数，抢到的自然欢天喜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等，为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终于等出了一批剩女。
除了眼光高的原因外，当时婚嫁费高涨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风俗奢靡，日甚一日”。
娶妻嫁女是人生中的大事，加上宋朝女子离婚要被判罚入狱，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很多，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其中，仅酒宴费一项就价格不菲。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进士们纷纷“娶妻论财”。
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顿时“花穷薄为富豪”。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料钱。作为不是皇亲国戚的其他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