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项羽懂得“仁信”怎会灭亡？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
最终，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艺术、宗教、思想、学术都登上唐朝这个大舞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的文化繁荣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