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故意把本拟高举“抗日大旗”的张学良，与标榜“对日和平”的汪精卫捆绑在一起，对张的刺激很大。
地下党人、张的亲信高崇民后来回忆说：“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⑤张后来自己也说，之所以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动机之一就是“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可以撇清苏联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与“亲日派”的关系。
略言之，张本人的实力、经验、智慧，均不足以解决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局面。故如其自言，在事变发生后不得不依赖周恩来为“谋主”。在“和平解决”已成定局的前提下，为个人之历史名声计，选择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无疑是自证清白的最有效手段。此外，张在去南京前，得到了各方的安全保证，同时也曾天真地以为蒋会跟他唱一出互相释放的“千古美谈”，并未料到自己将被交由军法审判。
未通知周恩来与杨虎城，即护送蒋介石离开，张的心态值得揣摩
除上述背景外，在护送蒋介石返京一事中，尚有诸多细节谜团未解。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张学良12月25日送走蒋介石，为何没有事先告知周恩来与杨虎城？
按一般说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曾遭杨虎城反对，多亏了周恩来从中斡旋并说服了杨。据蒋介石日记，因杨反对，张曾计划独自护送蒋秘密离开西安。据宋子文日记，当时，西安及附近地区，张、杨二人所驻兵力约为1:9，故张曾和宋讨论过让宋美龄一行先走，再“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因宋美龄拒绝单独离开，蒋介石也表示“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故宋曾请周恩来说服杨，以便蒋氏夫妇同日离开西安。据张学良回忆，因放蒋一事，张曾与杨言辞冲突，几乎“决裂”，周恩来在座，劝张回避暂去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综上，三方说法，均认为周恩来起到了说服杨虎城的作用。⑥
但按杨虎城的说法，张在12月25日放蒋，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甚至连周恩来也不知情。在张护送蒋离开的当晚，杨曾对部下发牢骚称：“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⑦
杨的这一说法，也能得到延安方面档案的印证。12月25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内称：“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⑧可见三方虽然已经达成共识要释放蒋介石，但在具体释放时间释放条件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也是在事后，通过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才得知蒋已被释放。据孙回忆：他去找周恩来，“当时周先生正好在，我便问：‘副司令送委员长去飞机场了，您知道吗？’他一听，也很着急，马上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急忙又问：‘有没有汽车？’我连说：‘有车，有车！’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我们两人很快就跳上一辆汽车直奔飞机场。”⑨
张学良在12月25日，为什么没有通知周恩来、杨虎城，没有顾及杨和延安的某些政治要求尚未达成，即释放了蒋介石？这无疑是一个很值得深思与揣摩的问题，对理清事变中诸要角们的微妙关系，当颇有助益。
注释
①《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P166-167。②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P96-98。③同上，P149。④孙果达，《西安事变斯大林“密电”考》，《史林》2013年第2期。⑤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收录于《高崇民诗文选集》。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⑦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收录于《西安事变亲历记》，P167。⑧毛泽东，《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情况》，1936年12月25日，收录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P171。⑨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P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