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志同道不同，分道扬镳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怀。早在东北讲武堂时期，郭为战术教官，张为学员，两个人就有着将来共创伟业、大展宏图、造福桑梓的梦想，他们彼此互相激励，总以天下为己任。
但随着职位的升迁，郭松龄性格中的弱点越加明显，他孤傲、盛气凌人、刚愎自用、意气用事，并且心胸狭窄，揽权的企图越来越明显。郭身上所有的缺点张学良几乎都能予以宽容、谅解。但由此引来的却是郭在1925年11月30日，也就是反奉的第九天给张学良的信中将多年来对张学良的不满和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我公（张学良）为人多疑好杀……公明知龄与韩不能相容，而此次出兵，又复使伊与龄并列，更委于珍为副军团长，使龄受其节制。
公（张学良）乃诿为主帅意旨，事前不知，此语谁相信耶？夫信用韩、于，权操我公（张学良）……而龄所保荐部下之不信任，龄所陈述政见之不采纳，犹其余事耳，此应请公反省者一也……嗣与李景林榆关血战，我公父子始得保持地位，至于今日。我公父子对李景林及松龄之信用，果何如耶？此应请公反省者二也……去年榆关战役子弹缺乏时，我公复欲支身后去，经魏婉劝始止。公乃自云‘不忍舍弃将士’，证以前事，龄实未敢深信。此愿我公反省者三也。”
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2日起兵反奉之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进行的，不仅郭的部队被蒙在鼓里，就连张学良也被蒙骗。张在得知郭发布通电是“清君侧”，惩办杨宇霆，请张学良主持东三省大政之时，想尽各种办法企望能够与郭松龄见上一面，然而郭却决绝不与张学良见面，甚至不接张学良打给他的电话。张通过写信仍幻想可以劝说郭松龄幡然悔悟，甚至可以答应郭提出的任何停战条件。
张学良在给郭的信中写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必能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在这封信里，张学良明白无误地向郭松龄表明自己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同时也隐含着指明了郭松龄起兵反奉动机，向郭松龄提出只要达成双方停战，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并保证事后郭松龄的安全。
然而郭对张学良的转信人日本医生守田道出了他的内心独白：“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台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可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人。”由此可见，郭是急于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采取的这次反奉行动，目的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
张学良很看重郭松龄的才干，不仅如此，张学良对郭的很多主张也是深表赞同的。但是郭的做法张学良是完全不能认同的。倘若郭能收敛锋芒，与张同心协力，事后应该会有大的作为。张学良在晚年还深深表露出对郭的惋惜之情，他甚至说，如果郭不死，日本对东北就会有所顾虑。张学良对郭之死更多的是同情、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