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日本凶残，法国不要脸
就在这细水长流的和平年月，列强们也时时不忘了刮大清的肉：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从光绪年间开始，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的“教案”。夹着圣经的洋教父，串通以地痞流氓为主体的中国教徒，成日横行霸道，碰瓷似的找事。惹起官民严重反抗后，外国政府就闻腥般的热情介入，血盆大口的要赔偿。比较有名的如天津教案和江西教案，清政府先后赔付了一百二十万白银。其他清末大大小小几百件教案，清政府无不大把赔钱。这些满嘴上帝慈善无比的传教士们，创收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但东方近代新崛起的巨盗日本，却显然没有这个觉悟，相反是从头到尾都凶残。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还十分虚弱的时候，就敢跟大清叫板，1874年悍然出兵侵略台湾，虽然上岸就挨揍，但架不住清政府太熊，还是赔了五十万两白银了事。这次大清战场上没吃亏，放血也相对不多，可后果却极严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瞧出了这老大帝国的怂包本色。
这严重后果，二十年后套了现：一场甲午战争，从朝鲜陆战到黄海海战，大清再次败得体无完肤：东亚第一要塞旅顺被日本人屠干净，东亚第一海军北洋水师更被团灭。外带从平壤到刘公岛，海上陆上怎么打怎么输。洋务运动的辉煌成果，眼看要被凶狠的日本人扒精光，只能再次认怂，马关谈判桌上放血买太平。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而这次放血的程度，更是残暴到空前：一个《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外，清政府还赔付了两亿白银，外带三千万赎辽东费和五十万赎威海费，而且在付款流程上，日本人的胃口，更比西方列强急切得多：签约的第一年，就要先赔一亿三千万两白银。大清的骨头，几乎都要被日本榨出油。
大清被放血放到干，围观的西方列强们，却跟着两眼放光，他们找到了继续从大清身上刮钱的绝妙手段：放债。趁清朝负担不起赔款的机会，逼他饮鸩止渴，接纳利滚利的债务：清政府的甲午赔款，主要是向英法俄德四国三度举债借来。这笔借款除了附带大量政治条件外，还款期长达四十六年，利息高得吓人，以当时日本学者的估算，清政府如果完全履行借款协议，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累积要偿还给四国六亿多两白银。此外以担保抵押的名义，中国的海关税收与苏州等七大商业城市的厘金，也被这四国把持。近代中国工商业的财富，就这样被他们吮吸。也正因利益太过巨大，这次举债还有一条雷人的规矩：不许提前还钱。
（《马关条约》部分内容）
而四年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清军被揍得更惨，北京再度沦陷，庚子国难惨绝人寰。随后的赔款放血，数额更恐怖到逆天：清政府支付四万万五千两赔款，等于每个中国人都要买单。而这笔赔付期限长达四十年的屈辱款项，连本带利的总额更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万。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的各类赔款，总额更高过十亿两。照着俄国外务大臣拉姆斯基的话说：这是历史上最够本的战争。苦难的中华民族，就是背着这天文数字“庚子赔款”的屈辱，进入了二十世纪。
而在“庚子赔款”的执行上，素来精明的西方列强，更是花样百出的捞好处：除了中国所有的海关钞关被抵押出去外，连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税，也成了列强的自留地。就连赔款的支付方式，也被做足了文章：一开始用白银支付，后来全球银价下跌，又强迫改成黄金支付。仅这一样变动，清政府每年就多赔三百多万白银。最不要脸的是法国，一开始法郎汇率高，强令清政府用法郎支付，后来美元成了硬通货，他也蛮横改成美元，啥最值钱他要啥，列强里属他毛病多。当然捞得也多，清朝最后十年，法国用每年的“庚子赔款”偿付自家外债，年年盈利上百万白银。
而随着庚子赔款的强硬执行，大清王朝的血肉，眼看就要彻底榨干：为了偿付赔款债务，只能再举新债。债务的利息，更通常是借款本金的一倍以上。被洋人残暴压榨的清政府，找钱也红了眼，榨起本国老百姓更不遗余力：特别是庚子国难后，清朝的盐税，地丁，捐税都滚雪球的增加，茶糖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税收更年年提价。甚至各省也有了特权，可以自行巧立名目，收取赋税。不管啥办法，给朝廷刮钱要紧。
刮钱越发积极的清政府，最终也闹得沸反盈天，民间革命不断，十年之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这个腐朽帝国彻底完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巨额的赔款和随后清政府坑爹的刮钱特权，直接影响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由于庚子赔款的规定，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税收，因此辛亥革命后，南方海关税收全被西方国家截留，新生的革命政府收不上一分钱，也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短暂续命。但好景不长，有了独立财政特权的地方政府，也早听不得清朝中央的招呼，辛亥一声炮响后，南方的纷纷摆脱清政府独立。北方哪怕不独立的，也都跟着顶牛。清政府转眼就成了光杆司令，最后彻底完蛋。
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不是慈禧的原话，是刚毅（1834—1900）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对人说的：“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