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和暴政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许多门阀士族和豪强地主也乘机反叛，希望在混乱中问鼎中原。
当时作为隋帝国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军事潜力和经济基础，而且还控制着山西中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他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乱形势下却没有立即起兵反隋。李渊当然不会去做隋帝国的殉葬品。那么他为什么迟迟不见行动呢？难道他真的是像史书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而且“昏庸无能”，只会生活在儿子李世民的阴影下吗？其实，李渊是一个深谋远虑而且雄心勃勃的人。正如当时的晋阳长姜谟曾说“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1］李渊早对隋炀帝的统治和政策不满，而且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早在他（李渊）为太原留守的前四五年，也就是农民起义开始爆发，隋炀帝正在进攻高丽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取隋而代之的想法啦。”［2］（p13）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自己控制的地区和军事力量，所以不得不对隋炀帝恭顺谦卑。
可是当他刚成为太原留守，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后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隐私喜此行，以为天授。”［3］（p1）这里表现出李渊对于离开隋帝国统治中心和获得自己势力范围后的兴奋。李渊虽然获得了控制地区，但这个地区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同时他自己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隐患：一、雄居北方的突厥政权和其扶持的刘武周势力;二、山西中南部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三、隋炀帝派遣的监视李渊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的制约;四、李渊的两个儿子（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和一个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当时都在隋朝的统治区，未能安全抵达李渊的控制范围。在这四个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突厥和历山飞的问题，当时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近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焉。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3］（p2）这里更表明了李渊早有不臣之心，而且说明他将突厥和历山飞的起义军视为影响他起兵反隋的心腹大患，因为这两股势力从北南两个方向同时威胁着李渊的大本营太原。当然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在李渊起兵的准备工作中作梗也成为李渊反隋的肘腋之患。儿女在隋的控制区使得李渊投鼠忌器，其中不仅有李渊的舔犊情深，更是因为李渊重视这他们杰出的才能。面对这些问题李渊必须采取最稳妥的解决方法才可能获得反隋的胜利，正如他所说起兵不仅可能“化家为国”同时也可能“破家亡躯”，所以必须慎重行事。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李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首先，看李渊为什么必须解决突厥问题。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上新崛起的又一个游牧的少数民族。这时的突厥“其族强盛，东至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万，北狄之盛，为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4］。作为游牧民族，突厥所需的许多生产和生活物资都必须从南方汉族地区获得，但获得这些物质的主要方法是武力劫掠。李渊反隋的大本营——太原，就被突厥的骑兵不断劫掠和袭扰，这使得太原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自古以来，想要在中原逐鹿中获得胜利，并最终“面南背北”的人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对他的军事行动提供战略保障。如果这一基本条件无法保证，那么拥有再强的军事力量也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比如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虽然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与刘邦争夺天下时他的后方屡屡被英布和彭越偷袭、侵扰，不能全力攻击刘邦;反观刘邦，拥有经济发达而且十分稳定的关中地区，可以全力同项羽争衡。最终项羽在四面楚歌中自刎乌江。所以，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必须解决突厥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依靠武力将突厥击溃，使其无力再向南侵扰;二，委曲求全，麻痹突厥，换取暂时的安全，等拥有足够的实力后再彻底解决突厥的骚扰。可是李渊当时的军事势力远不能对抗突厥。就在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巡幸塞北时被突厥包围在雁门关，“……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5］（p374）。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隋帝国的皇帝都无法抗衡突厥，更何况李渊仅是占据一隅的“诸侯”。
虽然李渊作为太原留守时曾经多次击退突厥的侵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不可能用武力来彻底消除突厥的威胁。所以，李渊对付突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突厥求和，或者说是妥协。李渊在大业十三年起兵前，派遣最早向他提出“与突厥连和”的刘文静出使突厥。并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信，在信中李渊向突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只坐享其成”［2］（p25页）。刘文静出使获得了巨大成功，始毕可汗不仅不再侵扰太原，而且完全支持李渊，“癸巳，（大业十三年，也是义宁元年）……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批来至”［6］（p395）。
当然，李渊在给始毕可汗的信封上用了下级对上级才用的“启”字，所以后人认为李渊向突厥“称臣”。但是，李渊的所谓妥协并不同于当时的刘武周和梁师都的投降策略。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不仅不听从突厥的命令，更是毫不妥协。始毕可汗在接到李渊的信后，曾经回信说“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往之。”［6］（391）在信中始毕可汗希望李渊成为突厥所册封的皇帝，也就是突厥在中原地区的又一个“儿皇帝”。李渊坚决的回绝了突厥这一企图，而是自称“大将军”。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李渊没有像刘武周、梁师都那样做突厥卵翼下的天子，更没有对始毕可汗惟命是从”［7］。在拒绝突厥“册封”的同时李渊也极力反对突厥军队进入中原或者说是担心大批的突厥军队借口援助而进入中原。所以当刘文静在突厥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只是带领了五百突厥军队返回时“渊（指李渊）喜其来缓，谓文静曰‘……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6］（395）在处理突厥问题上，李渊采取“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方法，灵活的消除了突厥对太原大本营的威胁。
突厥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是刘武周问题的解决，可谓一箭双雕，李渊曾经对刘文静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蠹也。吾所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6］（p392）刘武周本是太原属郡马邑的鹰扬校尉“为人骁悍，善骑射，喜交豪杰”［8］（p3710）。由于当时的太原副留守马邑的郡守王仁恭“多受货赂，不能振施”［9］（p383）。刘武周乘隋末农民大起义之时杀死王仁恭进行叛乱。但是，刘武周所占据的地区属于人少地贫的晋北。无论是人力、物力，都是相当贫瘠的，在他杀王仁恭之后开仓放粮、招兵买马，但是仅“得兵万余”［8］（p3710）。为了能在隋末的混乱中获得生存，刘武周在反叛之后立即“遣使附突厥”。同李渊向突厥的阳奉阴违不同，他是彻底的向突厥人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