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凤翥，在破解古老的契丹文字方面造诣深厚。他是目前全世界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专家。
刘凤翥说，关于契丹文字有两个缺憾：一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碑刻上发现的，都是墓志铭。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因此，不仅解读契丹字还有许多困难，而且从已经破解的文字中也很难找到足以反映契丹全貌的描写。针对有学者推断契丹文字并不成熟，还不足以记载历史的观点，刘凤翥认为契丹文字已经比较完善，只不过它失传得太久了。
在北京的颐和园，有一座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墓就在其中。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在他出生时大辽已经消亡65年。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种族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契丹人在4种等级中排行倒数第二，处处面临歧视。但耶律楚材却非比寻常地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曾经担任相当于宰相的高职。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契丹人，却在辽代灭亡仅仅几十年之后就忘却了本民族的文字，以至于耶律楚才要重新学习契丹文字。
在耶律楚材撰写的《湛然居士文集》中，曾经提到他在西辽学习契丹字的经历。耶律楚材的努力可谓用心良苦。他学会了契丹字，却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在他去世后，史书中有关契丹人的记载也只剩下了片言只语。耶律楚材成为契丹人最后的亮点。
契丹人哪去了？
契丹文化消失了，那么，契丹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也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了呢？
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
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代南京城附近的契丹人，再加上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数量决非少数。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是他们留下的脚印，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进一步考古证明：在整个金代，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三种可能：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契丹人后裔
就在人们寻找契丹人蛛丝马迹的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当地传说，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从此便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