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秘密账本”是不能公开示人的。撕破了脸，官员的乌纱帽固然保不住，盐商的生意同样也没法去做。明白这个道理，盐务官们也就懒得去操那份闲心，还不如该拿的拿，该收的收，毕竟大家还要在一起愉快地玩耍嘛。有了这种觉悟，盐务官们也变得任性起来。当时官场流行着一段话：“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吏是馨。……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两淮盐务之肥，早已是尽人皆知，趋之若鹜。
依靠盐商这座大金山，盐运使们借花献佛，只为博得龙颜一悦。向来喜欢南巡的乾隆帝就曾说，我一路南下住的行宫，不过是暂时用来住宿而已，何必搞得那么奢侈嘛。以前吉庆为盐政时，我已经觉得很奢华了，没想到后来的普福、高恒这些人更狠，总要比前任修得更为精致。高恒即是《大清盐商》剧中因贪污被处决的国舅爷，史有其人。可见，看惯了繁华无数的乾隆爷，在盐商们展现的财力面前也不禁啧啧称奇，自惭形秽。
没的说，盐商们就是这么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吃盐商，吃喝玩乐下江南
盐商能够聚集起惊人的财产，一方面因为在国家垄断之下经营，大树底下好乘凉，包产包销，稳赚不赔；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熟悉官场潜规则，知恩图报，竭尽全力回馈朝廷，从而获得皇上的欢心和照顾。嘉庆时，有人就观察到，盐商们经常受到皇帝的邀请，要么叫来聊聊天，要么一起吃吃饭，跟大官员们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清廷还不惜将皇室资产借给他们，虽然也收取一定的利息，但总是额外加恩了。
《大清盐商》剧中主角之一、扬州盐商领导者汪朝宗，人物原型是乾隆时期的著名盐商江春。他与乾隆的亲密关系，可作为盐商与皇帝水乳交融的典型代表。江春出生于盐商世家，祖父、父亲时就经营有道，资产丰厚，但毕竟与皇帝亲自照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影响没那么大。而且，清朝时期“士、农、工、商”的等级关系严格划分，商人地位很低，江春便走上了科举考试的老路子。但江春怎么考都不中第，只好继承家业，干起了卖盐的生意。这下可好，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遇到一个能花钱的皇帝，江春在乾隆时期真正爆发起来。
江春受到重视和脱颖而出，是在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时。在此之前，皇帝南下扬州早已是几十年前康熙朝的旧闻。面对这样的大场面，扬州的官员和盐商们不禁发愁，怎么接待乾隆爷才好呢？招待不周，是为不敬；招待过头，又担心做不到点上。这时，身为扬州盐商总商的江春主动请缨，精心筹划，把乾隆爷伺候得尽兴而来，满意而归。扬州的盐商们当然要感谢江春的功劳，乾隆爷也不忘江春的付出，赏给他“奉宸苑卿”这样的三品头衔。虽然只是个荣誉称号，没什么权力，但对于一个盐商来说，已经足以欢天喜地了。
体会到南巡甜头的乾隆帝，此后又频频来到扬州，且每次都受到江春等盐商们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招待。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时，江春早已把扬州虹桥东的江园修缮一新。乾隆赏园观景，频频点头称赞。1780年和1784年两次南巡扬州，乾隆更是放下了天子之尊，撇开当地的行宫和衙门，住进了江春的康山草堂，闲话家常，好生亲密。乾隆抱着江家的小孩儿，放在膝盖上，摸摸头，弄弄手，还亲自解开身上佩戴的荷包相送。江春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估计早就语无伦次，唯有叩头谢恩方能稍微表达激动心情了。1790年，江春受到乾隆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千叟宴”，与一帮国家的老臣们和寿星们同桌开席，谈笑风生。以一介布衣而结交天子，江春称得上清代盐商恩荣至极的代表。史载他在两淮盐商当中，每说一句话，想一个主意，就是政策和指令，其他人均不敢有什么疑义，只要点头哈腰，照此去办就可以了。
面对皇上的恩惠，聪明的盐商们当然心领神会，极力报答。除了造园修路，服侍好圣上的起居玩乐，像江春等人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恨不得自己是皇上肚里的蛔虫，金口还没开，就已经吩咐下面办理执行了。据清代野史记载，有一次乾隆南巡扬州，游玩至大虹园时，触景生情，对左右陪同的人说，这里景色不错啊，很像北京的琼岛风光，只可惜少了一座白塔。江春听到后，立即贿赂皇上身边的大臣，要了一幅北京白塔的图纸，连夜赶造出一座白塔来。次日再来，乾隆看到后惊讶得合不上嘴。还是不信，过去敲了两下，果然是砖石造成的。只得叹服这些盐商财力雄厚，能量巨大。还有的说这座白塔是江春命人用白纸和银票连夜堆垒而成的。总之，富足的盐商们挥金如土，在所不辞，竭尽全力满足皇上的一切要求。这也是他们在受到皇帝恩惠之后做出的回馈之举。
找盐商，打个仗修个厨房
施人以恩，必有所求。如果说修个园子、建个白塔就能让乾隆满足的话，那我们也太低估乾隆爷的胃口了。面对这些富可敌国的盐商，乾隆爷有一套完整的对付策略。你们不是有钱吗，那好，我有的是钱袋。你们奢侈消费我不管，只要把我的钱袋装满就行。银子嘛，多多益善，谁还会嫌多？身为一国之君，谁会闲着没事住在你一个盐商家里，抱着你家孩子逗乐呢，看中的当然是你钱柜里的银票。这可苦了那些平日里感觉很富裕的盐商们。他们发现，皇上每次狮子大开口，动不动就几十万、几百万的要钱，钱袋似乎永远填不满。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君”。
乾隆自称是“十全老人”，在位期间共发兵十次，平定动乱。据时人统计，单是这十次战事的军费就达到了一亿多两白银，相比清廷的年均税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怎么办？有盐商！国家遇有军事开支，由商人捐款，称为“报效”，此惯例开始于雍正朝，真正发挥开来则是在乾隆时期。从平定金川，到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乃至伊犁屯田，盐商的报效超过三千万两白银。而作为全国盐商的大头，两淮盐商更是“不辱使命”，累计拿出一千多万两。
当然，军需只是国家开支的一部分。对皇上来说，公事伸手要钱，私事也伸手要钱。遇到皇太后、皇上的寿辰等国家庆典，庭墙院落总要修整一下吧，道路桥梁也要铺设一下吧。谁来拿钱？还是盐商！1790年，在乾隆爷八十大寿来临之际，就曾下令说，西直门到西华门那边的建筑翻新之事，就交给盐商们去办吧，满足一下他们一直想报答君恩的心情。从乾隆的俏皮话中，可见不是每个人想花钱就有机会的，让盐商来花钱乃是一种特殊照顾。既然如此，商人们也从不含糊。像江春这样的大盐商，“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只要是花钱给皇上办事，一定会干净利落，马上就办。
虽然家底丰厚，整日里这么折腾，盐商们也难以经受得起。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皇上暗示国库缺钱了，盐商们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皇上明着要钱了，盐商们更不敢稍慢一步，以免惹得圣上不高兴。而且，作为富人一族，盐商的生活总还要维持着基本的排场，不然脸面何存。其实，早在雍正批评盐商生活奢靡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些盐商看似资产雄厚，内部却财力空乏。但对乾隆来说，盐商既然干着暴利的生意，那就是有钱人，所以要竭泽而渔，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银子。
换句话说，盐商是个源头活水，不能一次性抽干，要考虑到细水长流，才能保证源源不断，日久天长。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大清盐商》剧中阿桂在平定金川之后，满心欢喜地回京拜见乾隆。怎料到，听闻这样的大好消息，乾隆却颇感失望地念叨着：“朕本以为金川还要打上三年、五年、八年，没想到，真让阿桂给朕拿下来了。”呆坐地上不动，昏昏然睡着了。揣摩不透圣意的阿桂，只有流泪长跪。相比一介武夫阿桂来说，聪明精干的年轻官员和珅无疑是乾隆爷肚里的蛔虫，并且对阿桂直接地说：“金川之战，皇上没打算赢，起码没打算今年赢。”意思再明白不过，战事结束了，皇上怎么再向那些盐商要钱呢？乾隆的如意算盘，都让阿桂给砸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