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眷侣的甜蜜生活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王映霞后来在《半生杂忆》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囿于当时的政治因素，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没有向朋友们公开，信件均由书局转。当时王映霞已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郁达夫一度患上伤寒，后转黄疸。其间王映霞经常做营养食物给他调理，使郁得以尽快康复。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轨道，北新书局给他出的全集先后发行，拿到不少版税。加上平时再写些作品，也有稿费收入。经济有了起色，小日子过得越加有滋有味。后来亲朋好友知道这些，也很为他们高兴。郁飞、郁云出生后，孙百刚曾去嘉禾里看望过他们，王映霞还特地去买了菜，留孙百刚吃饭，孙也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甜蜜生活，并为他们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九种》不尽是缱绻缠绵的喁喁低语，同时也有郁达夫作为进步作家对时局所表白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郁达夫从广州来到上海仅三个月，就迎来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占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但当他察觉这一革命成果有被异己者篡夺的危险时，即在这“方向转换的途中”写出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于《洪水》半月刊。指出当前的革命已处于“一个危险过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军阀、新官僚和新资产阶级。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发表，也为他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但他并不动摇。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更是喜出望外，从此他更是坚定地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他和鲁迅联合创办的《奔流》月刊，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鼓舞很大。阅此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时可见郁达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访鲁迅的记载。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耊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