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新世界”举行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中，话剧演出并不像杨邨人所说的那样，“占了最重要的成分”（见《上海剧坛史料》）。我们有广告为证（见上图）：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无须上班，翻翻《申报》看看可作何种消遣，他会发现上幅广告。首先扑入眼帘的，自然是“花国舞后”、“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觉得太过荒唐，也就随手翻了过去；如果他是个舞迷，恐怕就跃跃欲试了，晚上可以来个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才会在广告的左上角，大字的“电影明星”、“啼笑因缘”下，在“今日游艺节目一览”中发现：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厅”演出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春秋”的剧目是《乱钟》。它们的位置在京剧之后、“杂耍”之前———话剧在此幅广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的位置。话剧与跳舞“选后”、文明戏《啼笑因缘》、京剧、苏滩等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却皆冠以“救国”之名而被生硬地塞进了同一个演出场所。此间的话剧恐怕难有跳舞选后等等的号召力。
然而，“救国”却是整个社会的“超我”，左翼试图用它来打压都市欲望和娱乐；后者亦有对策：以“救国”为衣冠白昼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