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生不如死
后世清名固然可贵，但与之相比，现时生活毕竟是更值得珍爱的东西。晚明士人一向以气节相尚，动辄拜倒在文天祥的门下，但真到城陷国破的关键时刻，这批文天祥的异代弟子便纷纷争先恐后改投赵孟頫，甚至张邦昌门下了。
涂必泓和他那两位“无捐躯意”的同僚绝非舍死赴生的异数，而是在忠烈大义面前临阵脱逃的庞大军队中的微乎其微的个数。相比殉节死难的区区13个人来说，决意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官员则高达数千人。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为自己的偷生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成了当务之急，涂必泓以妻儿为借口甩掉殉节义务的理由诚然难站得住脚，但那些平日满口忠孝节义，振臂一呼便朝野万声齐和的政坛领袖、士人楷模，其遁词更是让人齿冷到不由挤出几分同情的地步。
曾上书弹劾宰辅周延儒、陈演等权臣而爆得大名，更因文章诗词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不肯殉节的借口居然是“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他那位成功为《忠烈纪》空出一个名字，又为《贰臣传》填上浓墨一笔的小妾，就是南京秦淮名妓顾媚顾横波。有此佳人在侧，自然难以割舍捐生。顺便提一句，和他并称“江左三大家”的另外两位文坛领袖吴伟业和钱谦益也同样没有死成。吴的免死理由差强人意，按照他自己到处宣传的说法，他本来都把上吊的绳套攥在手里了，但架不住其母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比涂必泓拿妻儿说事稍稍高明一些，至少可以自称是“移忠作孝”。钱谦益虽有一位深明大义的姬妾柳如是拉着他一起投河尽忠，但钱的托辞竟然是水冷，死活不肯下去。就像几个月后他用头痒为托辞剃发结辫一样。
这些以道德文章名震朝野的17世纪公共知识分子前后不一的行为，也许很容易得到解释——气节这东西，在承平时代是可以作为一张护身符，在引来众人仰望和赞许的同时，还可以用道德权威去压服对手；但到了亡国乱世，它就成了一条催命符，逼着人把脖子伸向那条风中飘扬的白绫。当一个人身陷自己搭建的忠贞陷阱当中时，觅活比寻死更难，要么他就死心塌地把将忠义之士的角色演到底，要么就身败名裂地苟延残喘，连同他前半生苦心经营的清名也一同化作后世的笑话。
但有些人显然已经勘破这个谜题，例如像王孙蕙这样的官员，他早已通晓何时应当大张气节，何时又当将其弃若敝履。4月22日，就在范景文决计绝食的前一天，王孙蕙在崇祯皇帝召见时，还跪在地上痛哭陈词君辱臣死之义。但就在三天后，京城失守，人心惶惧之时，王却异常镇定自若，告诉家人“毋恐！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你几乎可以想象他一边泰然自若地拈须微笑，一边吩咐家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的黄布取来，用竹竿悬挂在大门前。但这不过是他投诚的第一步。第二天，4月26日，王孙蕙听说李自成的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感到机不可失，便拉着他的同乡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着！”当王和赵以及其他几个同乡被引进大顺政府的大门时，王孙蕙突然从袋中掏出一张黄纸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表文自然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大顺政府负责筛选官员的宋企郊微笑着接过表文，赞赏道“好文字！”三天后，王孙蕙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建立的大顺政权的官职。
“燕北既归，已拱河山而膺箓。江南一下，尚罗子女以承恩”。王孙蕙的表文和另一位官员周钟的劝进表被大顺政府的宰相牛金星称为“双璧”。周钟在京城沦陷的前一年，也是明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他同时也是名震江南的公知社团“复社”的领袖人物。他文采飞扬的劝进表自然也在京城里被传诵一时：
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渐德。独夫授首，四海归心。
在记下了周钟劝进表中这句脍炙人口的话后，徐应芬不由得在后面评论道“人皆鄙之”。而他那位听到李自成士兵敲门声便越短墙逃跑的雇主涂必泓，此时也在新政府中谋得了一份直指使的差事，恰好和为了小妾忍辱偷生的龚鼎孳成了同僚。
王孙蕙等人可谓洞察先机的“幸运儿”，但更多的前朝官员却远没那么幸运。与殉节的范景文同为内阁宰辅的魏藻德，在城破次日就拜谒李自成，希求获得一官半职。但却遭到李自成的大声呵斥，李将其囚禁起来。即使如此，这位官迷仍不死心，隔着窗户喊话：
如果用我，随便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
看遍李自成军队满城劫掠的陈济生，在城破后不久就再一次见识了李自成黑色幽默的恐怖手段。4月26日，大顺政府发布告示，要求所有明朝在职官员于次日进宫拜见新主子，届时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接受大顺政权的官职，还是返回家乡。但27日黎明到来时，在午门外等候的1200名前朝官员迎来的是一场梦魇。饿得东倒西歪的官员一直等到黄昏才得以瞻仰新主子的龙颜。大顺政府的宰相牛金星则干脆坐到地上，一边大笑一边拿着记载官员名录的《缙绅便览》胡乱点名，任何一个点到没回应的官员即以军法定罪。
在选出了九十多名降官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后，落选的全部押往李自成的爱将刘宗敏处等候处分。押送官员的士兵像驱赶猪羊一样驱赶这些官员，“行稍迟，刀背乱下”。押到后，刘宗敏正在“挟妓欢呼”，根本无暇过问。这些本以为可以在新朝谋得一官的前朝大佬们反而觉得“生之可厌”。
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第二天，拷掠开始，每一位被囚禁的官员都要按官职大小缴纳从上万到数百两不等的赎罪银，缴纳不上便会被上“夹棍”。跑官未成的魏藻德被连夹五天，脑裂而死。死前，他缴出了高达1.3万两黄金赎身，但就在几天前，当崇祯皇帝下旨让大臣捐助饷银抵御李自成时，魏只拿出了五百两，还不断哭穷。另一位叫方岳贡的高官本是少数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但在李自成看来，无官不贪的大明朝廷根本不存在清官。从夹棍下死里逃生的赵士锦后来这样描述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来夹人，无不骨碎。”赵在回忆录中以一种异常冷静的语气写道，每天早晨，刘宗敏都会将夹死的官员尸体用竹筐抬出来，“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5月13日，赵士锦终于和几个狱友被释放出来，但死神之翼仍无时不刻笼罩在前朝官员的头上：士卒的辱骂、囚牢的饥饿、夹棍的痛楚，对死亡的恐惧随着对活命的渴求愈发强烈。5月18日那天，最后的判决来临，就在那天的黎明，李自成突然下令将所有在押官员一律处决。他们为了忍辱偷生而抛弃了所有名节、地位、财富，但这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断绝，在遭受了长久的折磨和对死亡的恐惧后，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
当一根白绫送到备受捶楚的方岳贡手中时，他绝望了，吐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话：
何不早死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