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用了十年功力写成的《日本明治变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崛起为当时跟美国、英国叫板的海洋军事强国，康有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维新，“收日本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其成效绝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绪皇帝被维新派说服采用了康的这本力作，作为维新改革的理论基础，要在大清复制日本式的维新，只可惜光绪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旧的既成利益集团扯后腿，西太后伺机搞一场政变，“戊戌维新”只撑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还逃入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寻求保护，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难。这样的情节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汉奸”罪名。
康梁维新失败之后，大清向日本学习的风气反而更为炽热，20世纪初掀起了一阵的日本留学潮，西洋的许多政治学理论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经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费留学日本。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黄文雄在《辛亥民国一百骗》（2011年10月初版）一书里的说法：“1911年中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凡例写道：我国新词大半由日本输入。”黄说：“如果没有日本在幕末维新时代创出的20万新词，中国的社会、自然科学、新闻将难以传达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85%是日本所创出的新造词。”由此可见，日本汉字对清末以及民国的革新、甚至新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120年并不长。想想从当年的大清帝国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仅仅两甲子时间内的事，不能说不快。今天的日本就算出现另一个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国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两国进入“准冷战”（郑永年语）之际，碰上了甲午年，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预兆。中国若能把过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当作国民团结的考验与民族精神的磨练，则在国民素质、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韩国人过去几十年抱着“雪耻”的心态，在经济、体育、文化、科技等等领域，以日本为竞争对手，他们今天在这些方面的光芒几乎都盖过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报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将来再看到另一出现代版的“甲午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