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排行老四，雍正与乾隆这对父子各自的承继手续，却在人们心中，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幸运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备受重用，不少学人认为他是康熙理想的异代继承者，父凭子贵，造出胤禛掉包陈家幼儿取宠的小说情节。
雍正称帝前，不得父皇过多的宠爱与封赏，康熙对故太子三立三废，众阿哥争斗不休，最后留下了一桩关于“将军王”十四子即位受阻、皇四子胤禛改诏篡位的历史奇案。
回顾历史，年轻的胤禛身为皇子时，在整肃吏治、强化赋税等治政理财方面，显示了气概非凡、作风干练的本色。如此能耐，虽非领军征战那般不计生死，但在朋党坐大、封建对抗的时代，亦是极为艰险、惨酷。一国之主，应该不仅需知治兵之道、征伐之谋，更须有清醒果敢的理国之才、御人之术。
就此条而言，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自当是分析明白、立储理智。诸多谣传：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淫逸凶残……一并指向雍正，称其继立的不正当，尚需重新考证。
史家们质疑雍正王朝的合法性，就连当时底层文人也表现了极强的窥秘行为。历史上的吕留良及曾静案，《大义觉迷录》的形成、发展与禁毁过程，雍正朝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文字狱案，就是一个显眼的注解。
雍正是满洲人入主中原的第三任帝王，此时清政权已有近八十年历史，但，汉人对于异族统治的中国王朝，仍是难忍的反对与抗争。他们怀念前明的历史风云，哀伤旗兵铁骑践踏中原的凶悍，惶恐于薙发易服令的强制，也对流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吴三桂叛乱寄予了殷殷厚望。
这般情势，激发了不少小知识分子坚守对前朝和汉族的忠贞，不吝身家性命地参与反清复明的种种行动，或如陈近南组织天地会厮守台湾，或如石涛、朱耷等出家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瑶峒四十余载，或如吕留良对永历小政权尊崇之至，直呼清廷康熙年号而毫不避讳。
受吕氏思想学说影响，湘南士人曾静罗列满清和雍正的多种罪状，委托弟子张熙呈示陕甘总督、宁远将军岳钟琪，寄意岳氏应具先人岳飞抗击金兵的忠义和赤诚，颠覆专制汉人的少数族政权。怎知捐官出身的岳氏，备受雍正优宠，不仅全盘接收了年羹尧的军政大权，还忠诚不二地向主子报告了曾静们的意图和反动，从而有了此书中关涉投书、皇帝、行踪、湖南、凤鸣、驳斥、炯戒、赦免、独钟、付梓、探源、异议、宣论、枝节和重审等事态的发展与内容的盘结
张熙被拿获，难禁刑逼，将曾静等人的异动情形，和盘托出，震惊了雍正。
文人蛊惑民心，虽无大动作，但竟然欲策反掌军大吏，自非小事。雍正集结审案高手，密令浙江总督李卫、湖南巡抚王国栋、副都统海兰等有生力量，顺藤摸瓜，寻踪觅迹，甚至捕风捉影，缉拿曾静等人，并发现了吕留良怀念前朝的著述、痴情和大胆。
岳钟琪、李卫、王国栋们对辖区内出现非议今上的异类分子，很是惊恐，除了多方深察、殚精竭虑外，不时将进展近况报与雍正，既告知主子其已竭诚侦查，又求得最高指示和圣意眷顾。此次悖逆，湖南是主战场，王国栋、海兰制定计划、分配责任，多方围剿，曾静与张熙家人先后被抓，押至京城。
几番审理过后，曾静在严刑讯问面前，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他的坦白从宽、谀辞谄媚、圣朝明君，契合雍正平服民心的用意。
雍正责令重臣将关于此案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的审理意见，及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片断在内的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两篇口供，辑成四卷本《大义觉迷录》，且附录曾静积极认罪、投诚效忠的《归仁说》，刊刻印行，传播天下，要求各级官员阅后发表读后感。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曾静放归原籍，又给予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并不实际的许以功名，貌似真诚的仁慈与宽阔，满足了曾静的期待与欲望，他也欢欣地成为雍正收买人心、反击政敌的一粒棋子。诚如，钟情者对对方一瞬微笑，总以为得到了所有的阳光，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