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大伯的大陆探访人
张学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又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
张闾蘅知道，大伯想回老家看看。“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张闾蘅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因为这位大伯而改变。妹妹闾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大伯、大妈。姐姐闾蘅则是替大伯去看看大陆，在1979年从香港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
那时的广州，张闾蘅感觉破破烂烂的，马路上人也是穿的破破烂烂的，都是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张闾蘅在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就走了。“当时，有人找我让我带着去广州的友谊商店，我非常不理解，里面什么都没有，货架上就有两瓶酱油。经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破板凳，一张破桌子”。
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张闾蘅对当时的大陆一无所知，只知道毛泽东，“其他的都不知道”。从大陆回到香港后，张闾蘅就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尽快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
这一问让张闾蘅吓了一跳！张闾蘅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张闾蘅，台湾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一直都是密切关注的，当局早已经知道情况。
这一次被“记录在案”并没有让张闾蘅退却，她依旧进出内地。张闾蘅的丈夫家在上海，到上海有时会宴请亲戚。“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当时要凭票买东西，定8个人的饭，来了10个人，其中两个人就没得吃，不知道吃什么了。在街上走，别人就会上来摸我的衣服，感觉下是什么布料的。”张闾蘅感慨地说。
以前大伯说过的地方，张闾蘅都会去看看，回台湾后，赶紧告诉大伯。张学良永远都是“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有机会你就到这个人那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去一下……”张闾蘅每次都是带着任务来的。有一次，张学良还在张闾蘅回大陆后特意嘱咐：要去给张作霖上坟，“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了”。
1982年，张闾蘅来到北京，她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回台湾后，张闾蘅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悄悄告诉闾蘅：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
1984年6月，张闾蘅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得知张学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在张闾蘅离京回港前夕，特意托她给张学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
张闾蘅说，她从两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们对大伯的思念。回到台湾后，她把会面情况仔细讲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无形中，张闾蘅成了大伯与他昔日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张学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惟一渠道。“我变成了一个桥梁，把大伯那边断了线的东西接上了，我见到谁了，去了什么地方，他都非常关心，还有中国大陆怎么样，人民的生活什么样。他关心人文环境、关心老朋友，让我带话给老朋友，再带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