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 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
“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
“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但是，话说回来，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好像谁都欠他的。”
“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 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
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
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记者表示，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因为有一次，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王森也陷入过纠纷：“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2011年，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是卵巢囊肿，她肚子疼，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手术时，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
“因为是急诊病人，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还有小包块，就开始闹别扭。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要赔偿，要26万。”
“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25万是精神损失费。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整天抑郁，找不到工作，男朋友因此分手，等等。”
“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但是没办法，穷嘛，就想讹点钱。”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最后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只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深圳一所医院，一名医生走过走廊。摄影：罗国辉“
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 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有约20%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
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
“第一次开皮、第一次缝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就过去了。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
“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中末期了，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和我母亲一样年纪，得了癌症，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有一次，她来医院做化疗，床位很紧张，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像是在做游戏，旁若无人。”
“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得了癌症，脾气不太好，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那时候我负责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会陪她说几句话。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这样地依赖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比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
“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有40个医生去抢。”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文中涉及的案例仅代表王森的个人经历。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王森为化名。采访对象的部分口述有顺序调整。）
网友热评：
findingwayhome：“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当救死扶伤的医院与政绩挂钩时，这真的是医生的悲哀。
无疆行者1957：已阅。凭直觉，这是一位有临床经验，有良知医生说的实话。看后算是对当今的医院和医生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了解。
Seal_pan：唉 医生找不到钱 患者觉得价格贵 钱去哪了？
怪蜀黍小啾啾的朝天啾_Jane：很多非职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赚钱多，事实上薪酬和他们付出的劳动力根本就不成比例，现在还要没完没了的规培，最根本还是体制问题，可是体制的改革需要勇气和时间，不知道在我将来工作期间还能不能见到它更加完善的一天。
我在-天涯海角：体制惹的祸，反思一下，为什么原来医生是很受尊敬的，近年来一跌千丈？
星-KING：这是北京三甲工作量大的收入，放在其他地方医院，连他们一半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