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扯上了戴笠，且还是处在向和平转折的关键节点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危难之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对于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为文作史者有意无意地不加辨识，竟纷纷落入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着”，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为黄埔系的中生代人物。
“特务天王”的空前惨败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自然是戴笠重点监视的对象，为掌握张、杨的动态，戴笠对张、杨周围的亲信人物主动交往，以钱、色、情、职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然张、杨见怪不怪，对戴使用的这套特务手段应对有方，阵脚不乱。
蒋介石与戴笠（右）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戴笠、CC系（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派系——编者注）所派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双方之间的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双方矛盾对立的事件。这些举措，把老奸巨猾的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他们满以为张、杨“强龙”和“地头蛇”斗争好戏会随着剧情的深入连续上演，却不知张、杨卖个破绽，虚晃一枪，把戴笠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事实也得到印证，由于戴笠这一情报系统的重大受骗，导致西安扣押蒋介石事件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扣蒋的军事调配部署还是有不少响动的。自1936年12月8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以后，双方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东北军方面，以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零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地带警戒，以防备在采取武力行动时，蒋介石的卫队掩蒋突围;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用一个连担任扣蒋任务，又调回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精准，必要时可以有效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
对于这些调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强的军事演习，戴笠分布在张、杨内部的特务和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虽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着边际的信息，但都为没有实据的传闻，戴笠斟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对于这些传闻，早在戴笠之前，陈诚亦向蒋介石汇报过，且比戴汇报的还要详细。或许事前不知情还可推说是张、杨保密工作严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则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是中央军樊崧甫部于12日下午3时多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戴笠获知西安异动后，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无回应。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戴笠：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哑巴，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惶惶终日，度日如年，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戴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一旦战火发生，不仅校长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重大逆转，前途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有形象的记述：
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