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以保护前夫的隐私为条件，徐洁净身出户。
这一看似悲壮的结果对很多同妻来说是最清爽的解脱。在张北川主持的一项同妻生活态度调查中，女方“净身出户”或仅得到很少财产者占3/5。
令他觉得戏谑的一个细节是，“有一个长期接触的同妻，离婚后一扫往日的压抑，离异倒使她笑得合不拢嘴。”
去年12月，人近中年的陈素春把丈夫的网上浏览记录带到了全国同妻研讨会。她被男同志愿者告知，“你丈夫在外面招男妓，建议你尽快做艾滋病排查。”
被艾滋病吓晕的陈素春用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斩断了13年的婚姻，此前，为了孩子，她选择隐忍，“迷茫、苟且偷生的怨妇生活该结束了。”她和记者说。
“同妻到我为止更像一个梦想”
4月7日，一组关于同妻的照片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妻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但对这个涉及社会制度、文化认知、法律规范等等内容的庞大议题，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单方面去同情一方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应该让各方都看到彼此的悲剧，才可能有改变。”王丽晶致力于男同、同妻以及父母间交流的改善，多年来，她见识了男同和同妻间的互相伤害。
十年前，一位曾接受过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的同妻说，她对十年来社会在同性恋和同妻问题上的迟滞感到失望。
图为张北川教授二十多年来收到的来自同性恋和同妻的来信。作为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认为同妻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是同性恋不被社会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残酷现实”。鲁燕 摄
“我们挑战的是社会最深层的那根神经，两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别文化需要慢慢改变。”张北川抱有乐观。
作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当他2009年在第一届同妻大会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时，“他们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规格更高的同妻研讨会上再次询问时，有好几个同妻大声回应——我做了。“只有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某项权利的时候，权利保障才有探讨的可能。”张北川和记者说。
刘思琦和徐洁说，现如今看到一个人，她们的首先反应不是帅不帅，漂不漂亮，而是性取向如何。
2014年，带着这种“一朝被蛇咬”的后遗症，刘思琦经历了第一次婚外情。刘思琦觉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活了”，有了色彩和滋味。
虽然后来俩人并没有走到一起，但十年来，她突然开始特别憧憬生活，“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
离婚后的陈素春也谈了男朋友。在和男友约会时，男友前后问了她三遍艾滋病排查的事，她觉得伤心又无奈，准备带着男朋友一起到疾控中心再做一次检查，“趟过同妻这条路，就没法避嫌。”陈素春和记者说。
徐洁换了工作地点，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结婚前的单身状态。
她发现自己变得有点自卑，每次相亲之后，心情都很差。“遇见不错的，就想着应该在什么时机跟对方讲这段经历，”尽管她一度以为治愈了自己，可以像讲路人甲的故事一样讲出来，但真正要面对的时候，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污点，感觉耻辱。”
现实有时也并不友好。“有一次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对象，问了基本信息后，检索出我有过一段婚史的事情，当即就责怪了介绍人。”
她发现，在婚姻中，她们忍受着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而婚姻结束后，她们又要承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刘思琦找回生活的平静之后，退出了所有的同妻群。
但仍有同妻顺着往事的藤蔓找到她。每接触一个同妻，她总是回想起2009年全国同妻会提出的口号：“同妻到我为止”。但现实的状况让她觉得那个口号“更像一个梦想”。
（文中人物刘思琦、陈素春、徐洁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