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1年下半年，上海已成了国际间谍最活跃的地方。公共租界的咖啡馆，日本租界的料理店，大小间谍到处都在交换情报和热议“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东线战略”和“日本前进战略”三大情报。由于5月中共中央公开揭露了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的重庆与日本秘密媾和谈判一事，“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破产。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全线攻击，第二大战略情报谜底也被揭穿。现在，三大战略情报唯独“日本前进战略”尚未结果，而第三大战略情报必由日本发动，所以各国间谍都瞄准了日本人。
这天，郑文道把中西功约到一家小酒馆。两人坐定后，郑文道迫不及待地说：“中央指示，你不搞战术情报了，只搞战略情报。”中西功沉思片刻后说：“只搞战略情报，这我理解。现在没有比日军前进方向的战略情报更重要的了！”还没等郑文道回答，中西功又进一步解释说：“日军的前进方向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格局。如果日军北进，与德军东西夹攻，苏联将两面作战，难以为继。也许你们会问，那与我中国何干？干系甚大！你们蒋委员长不是正在压迫共产党北上吗？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八路军开往黄河以北。一旦日军北进，国民党大军也会全线北进，攻击中共驻地延安！国际反苏，中国反共，日军北进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东方大黑暗！如果日军南进呢？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各国因是欧美殖民地，日军南进必将迫使美英参战！这样，国际上就会形成苏联与英美合盟，在中国就会继续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日军南进的后果，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接着，郑文道小声追问道：“你能判断日军的战略方向吗？”中西功回答说：“不能！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这也是日本统治集团很难下定决心的选择。北进试过，日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曾惨败于苏军。不过，现在中国东北部署了强大的关东军。南进要用海军，甲午海战以来，有胜无败的日本海军，憋足劲要和陆军竞赛，并组建了强大的联合舰队。军队两派争执不下，文官系统也有分歧。外交界反对南进，认为国际上不宜树敌太多。经济界主张南进，因战略资源在南方。现在日本内部举棋不定，局外人却判定日本一定要北进。可我认为，日本南进的可能更大。目前，日本的经济决定日本必须南进。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有了煤炭和铁矿，可石油和橡胶的产地却远在东南亚。现在不管你陆军派还是海军派，不管你北进派还是南进派，日本经济要求持续供应能源，战争机器也要求南进啊，否则就没有出路！”沉默一会后，郑文道说：“组织上也要求我们，尽快准确掌握日本下一步的战略动向。”中西功表示说：“我一定能拿到情报，请组织放心。”
这时，中西功在日本国内的密友尾崎秀实已经担任了近卫首相府的顾问。然而，在日本特高课抓捕到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后，又追查到了由苏联红军情报部派来东京从事情报搜集的佐尔格，以及他所领导的“拉姆扎”情报小组所有成员，其中就有尾崎秀实。1941年10月初，尾崎秀实为提醒在中国从事情报搜集的日本人，他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给中西功发来了一份“速西去”的紧急密电。其意是要中西功迅速离开上海，前往中国西部的抗日根据地。中西功接到电报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
有一天，郑文道按照约定来到静安寺。他在后院禅房里看到中西功穿着宽袍正在瞑目打坐。郑文道走近中西功小声地说：“东京出事了！”中西功仍端坐不动。郑文道又说道：“‘国际谍报团’肯定就是你说的东京小组，那首相顾问尾崎秀实肯定就是你的秘密内线，东京大案很快就会牵连我们上海，你怎么办？”中西功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写着“速西去”的电报纸，递给了郑文道。看完电报，郑文道急促地说：“不管这人是谁，东京发来的电报表明，你已经受到佐尔格案件的牵连了！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一旦有同志被捕，所有与其联系的人员必须立即撤离。你现在必须立即行动！”这时，中西功睁开眼睛缓缓地说：“现在苏德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情报工作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可能会立即暴露。而且东条英机上台后，会导致什么战略转变，我们需要尽快知道。”郑文道关切地说：“我说你，你却说他？那东条英机上台，带来什么战略变化我不知道，但他会追查你我却毫不怀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再不走就会被捕！”中西功忧虑地说：“尾崎秀实如被捕，东京小组就拿不到内部情报了。我得想想，必须找到别的情报渠道。”郑文道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最珍贵的渠道，你必须立即向西走！”中西功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第二位。据我判断，东京小组成员虽然被捕，但不会叛变。尾崎秀实更不会出卖我，所以我目前尚无危险。我应该向东走，去东京才能拿到情报。”这时，郑文道焦急地说：“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中西功却笃定地说：“不用很长时间了，日本撑不了许久了，我只要再坚持一个月，就能完成任务。”
准确预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被捕后坚贞不屈，加入日共，专心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
自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已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到了1941年10月，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于是，中央情报部指示全党各情报系统，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察日本的战略动向！这时，潘汉年也从香港回到上海，设法尽快搞到日本下一步的军事动向与进攻方向。因佐尔格小组已被破获，潘汉年只能将这一任务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中西功随即离开上海，乘船回到了日本。
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的中西功立即打电话给尾崎秀实，没人接。再打，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只说是打错了电话。随即，他又打电话给尾崎秀实的一个助手，并从电话里得知尾崎秀实已于1941年10月15日被捕的消息。中西功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闯入军方的报道部。他坐在记者中听那些记者高谈阔论，并从中得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大连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同时，日海军舰艇己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只等日美谈判的结果。而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日本当局还把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定为11月30日为止。接着，中西功又找到一个在东京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此人的姐夫在海军军令部当通讯参谋，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中西功通过这位朋友打听的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即将对美开战的情报。中西功在东京还亲眼看到：时近冬季，国内驻军却在配发夏装，而且还有短裤；另外，向来相互竞争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还并肩参拜了伊势神宫，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中西功根据这些异常迹象判定，日军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
随即，中西功返回中国大连。这时，大连满铁的同事告诉他说，从日本来的轮船，其实都是空载，返回日本却装满了关东军的士兵。中西功在大连、旅顺港口还了解到：一方面大批日本军舰驶回国，并隐蔽去向；另一方面，虽然东北的关东军在大连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演习的课目不是陆地进攻，而是抢滩登岛。日本陆军记者认为这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而中西功却认为，进攻苏联不需要演习滩头登陆。这场所谓的演习很可能是一出声北击南的演戏。
随后，中西功又返回上海。他在路过南京时，西里龙夫在火车包厢里将一份日军南进的情报交给了他。中西功看完这些情报后，就对西里龙夫说：“日本的战略方向已经基本判定是南进，我们的情报任务完成了！我们赎罪了！我们以自己的秘密行动，代表善良的日本人民，支援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这时，西里龙夫乘兴说道：“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你可以向西走了。”听到这话，中西功又犹豫了起来，他说：“战略方向是有了，可开战的时间呢？袭击的地点呢？我还是不能走！”
中西功回到上海后，立即去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资料室查阅资料，他在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和情报后判定，日军即将南进，并迅速将这一情报向上海情报科作了汇报。随即，潘汉年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写道：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同时，上海情报科又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将这一重要情报发给了重庆，并转给了美国大使詹森，但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1941年12月7日，果然日军向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这时，日本东京警察厅根据破获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的线索，立即派出了多名特高课成员来到上海、南京等地，对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进行秘密侦察监控。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5月，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与驻武汉的第十一军配合，发动对浙赣线中国军队的进攻，中西功已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身份与证件，原本打算到了浙江前线后寻机前往抗日根据地。但日本特高课抢先一步，于1942年6月16日派员在杭州逮捕了中西功，并押往东京。随后，中西功被关在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
在狱中，中西功经受了漫长的审讯，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甚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但中西功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报的。他在东京警视厅的审讯中说：“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西功还利用掌握的大量数据，说明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他说：“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从拘留所）出去。”1943年，中西功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等待执行。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在狱中，中西功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
日文版《中国共产党史》封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之后迎来第一次公审。在东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执行。仅仅一个月后，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释放出狱，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第二年，中西功即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创立了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1958年至1963年，中西功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曾于1960年被捕。
自1966年后，中西功专心研究中国问题，著有《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再探讨》《来自死亡的墙壁中》《现代中国的政治》《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在革命的上海》等。1973年，身患胃癌的中西功，在弥留之际还对夫人说：“我真想去看看上海……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办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