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预报日军偷袭珍珠港
中西功、西里龙夫与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密切配合，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中共的地下组织。
据方知达回忆：“中西功等人搜集到的情报往往要辗转通过留青小筑（中西功住所）、光华眼科医院、齐鲁小学、山东会馆等一步步转到上一级的手里，最终由吴纪光（中共上海局情报科负责人）转交到延安。”
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专门负责侵华事宜）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并且他还控制了东京派驻上海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中共党员程和生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又安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个“自己人”进了调查班。
“调查班”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局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
这一时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以及由佐尔格、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的核心情报。
1941年，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略开始由“联德、攻苏、防美”向“联德、攻美、防苏”转变。
在实施这一世界战略大转变前，日本军部、内阁和天皇之间秘密展开了“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辩论。结论是：“乘机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后，再回头北攻苏联。”
1941年6月，德国军队挥师东进，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因此，确定日本是选择北进还是南进，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1941年10月，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共产国际来自日本的情报来源就此中断。
于是，侦察日本的战略动向的任务，就落到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人的身上，但此时的日本特高课也已经开始关注他们了。
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中西功随即离开上海，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在日本军方的报道部里，中西功从高谈阔论的记者嘴中获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大连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同时，日海军舰艇己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只等日美谈判的结果。而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日本当局还把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定为11月30日。
中西功在东京还亲眼看到：时近冬季，国内驻军却在配发夏装，而且还有短裤；另外，向来相互竞争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还并肩参拜了伊势神宫，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
中西功获取的日美谈判情报（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供图）
中西功根据这些异常迹象判定，日军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
随即，中西功返回中国大连。这时，大连满铁的同事告诉他说，从日本来的轮船，其实都是空载，返回日本却装满了关东军的士兵。
关东军在大连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演习的课目不是陆地进攻，而是抢滩登岛，但进攻苏联不需要演习滩头登陆。
在返回上海前，中西功又路过南京，得到了西里龙夫获取的关于日军南下的情报。由此，两人一致判定：日本南下已成定局。
中西功迅速将这一情报向上海情报科作了汇报，并认为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
同时，上海情报科又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将这一重要情报发给了重庆，并转给了美国大使詹森，但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1941年12月7日，日军向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
绝密电报：向西去
1942年5月，日驻沪13军与驻武汉的第11军配合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择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
不幸的是，1942年6月16日，在杭州逗留的中西功被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探员逮捕。
与中西功同期遭捕的，还有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以及中共上海情报站和南京情报站及“满铁”特别调查班中埋伏的中共党员共20多人。
其实，早在佐尔格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自己笔名“白川次郎”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向西去”，提醒他东京出了问题，要他迅速撤往中国西部的革命根据地。
但为了获取日军关键性的战略情报，中西功等人从得到警报开始，仍足足坚持了8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
1944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押解到东京警视厅，关进巢鸭拘留所，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但肉体上的苦痛，摧毁不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的坚定信念，在几十次审讯中，他们昂首挺胸，慷慨陈词，不止一次吓得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
中西功被捕后的审讯笔录（右）（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功在狱中时，还坚持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并于1946年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的日文著作。
1945年8月，中西功被检察机关以“违反治安维护法和外患罪”起诉，并被判处死刑，9月份等待执行。
所幸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政治犯”由驻日盟军释放出狱，他们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73年，62岁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弥留之际，这位老人仍然惦记着中国，他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1982 年，西里龙夫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替中西功完成了心愿。
回到日本后，西里龙夫仍与昔日的战友方知达保持书信联系。
如今，两位老人已经与世长辞，他们的来往信件被保存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内，向世人诉说着这段中日共产党员共同创造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