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灭佛：
事件经过在南北朝时，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驾崩，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
面对兴盛的佛教，他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于是，北周式帝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结果不用说也考虑到了。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
唐武宗灭佛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①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②，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
①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
②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佛教对经济的破坏：
尽管禅林经济与前述的大寺院经济均属封建地主经济，但前者始终以独立的自我经营为主，在经济上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加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是游离于当前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外，同当权者保持一种疏散的，有时是不合作的态度。这种超然的境界，对于失意落魄，或一时需要心理平衡的士大夫，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早在大历唐德宗即位之初（780），都官员外郎彭偃就提出过限制僧道经济特权的建议，认为年未满50的出家男女，应“就役输课”，与百姓同，结果未行。继之，全国推行两税法，据地出租，随户杂徭，当然也会推及寺院，但由于寺院僧尼不在户籍，只限于纳税，依然享受免役特权。这也是晚唐禅寺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宋代规定一切寺院必须缴纳助役钱和免丁钱，才有重大的变化。
周世宗柴荣灭佛：
五代末，后周世宗，生性不喜佛教，即位未几即下令破除佛教，禁止私自出家，废除无敕额之寺院三万余所，收购佛像铸钱，佛经章疏大半散佚。
唐佛教之鼎盛至五代时已趋于零落，五代五十余年间，战乱纷起，大小各宗，皆湮没无闻，独禅宗隐居深山，不受战乱影响，弘传较盛。
周世宗灭佛影响：《1》减少了隐匿人口的情况，保持了国家税源的稳定;《2》禁止私自出家，迫使大量僧人还俗，增加了劳动力，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3》收购佛像铸钱，减少了铜铁资源的浪费，增加了铜铁的产量;《4》铜铁产量的增加，有利于铸造更多的货币，增加货币的流通量，缓解了唐末五代铜钱紧缺
佛教自魏晋兴盛以来，引发了社会问题，在王朝统治后期以及在乱世中，佛教弊端重重，因此部分封建统治者采取措施灭佛。他们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但他们自己的命运都很悲惨：都离奇死亡或者病死。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统一全国的步伐交给了大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