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绿色标识吗？其实有的。但是你会注意吗？我想也许很少。我没有深入研究无法为任何绿色标识背书，不过起码有一种标识是国家强制的，那就是能效标识，详见官方网站：中国能效标识网
遗憾的是，如同柴静视频中的机动车排放标识一样，中国的能效标识还存在造假现象。欧洲和美国的绿色标识都是由NGO发起的，而NGO通过公信力发展自身，倾向于站在消费者这边。关键在于，消费者自己得去在意，得去用钞票投票，得去关注和了解相关标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教育消费者了解相关知识，监督相关部门履责，也是媒体、专家、政府、社会组织都可以去做的。
若是你嫌绿色商品价格高，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不买那么多东西。人们购买商品的动力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我们认为消费会带来快乐，认为商品会提升我们的社会形象。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的整体幸福感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再随着收入上升而升高，与家人、朋友、社区共享的快乐才带来更深刻的幸福感。
共享消费也是一种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解决办法，比如共享用车。随着信息流动的便捷，这方面我们未来势必会看到更多的解决方案，在经济上也更划算。更难的也许是观念上从“拥有”到“共享”的转变。观念的转变，依赖于有影响力的先行者的带动，依赖于社会对环境的重视，依赖于每一个人，对这种现象的支持。
国家层面：除了制定排放标准并实行监管，政府其实还有许多办法可用。令我在意的是，至少在美国，国家的各种政策在实施前会进行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将结果公示。这一点对于环境问题尤为重要。因为环境方面的收益是隐性的，长期的，覆盖全社会的，更不容易看到直观效果。也正因为没有相应的分析，我们有时往往注意不到环境政策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将环保支出视作负担。
欧洲国家的政策有这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政府采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将环保作为政府采购的要求之一，尽管欧盟不允许在国家政策中规定具体的绿色标识，以免造成对特定组织的偏袒，但是计划制定一系列原则，来协助各国在政府采购中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Deposit-Refund System（DRS）。购买消费品时先交容器（如酒瓶）费用，用完后交还商家。国家层面实行这一政策能够大幅提高回收率。你可能觉得酒瓶而已，有那么重要吗？其实玻璃生产是能源消耗大户：“据玻璃包装协会统计，回收一个玻璃瓶节省的能量，可以让一个100瓦的灯泡点亮4个小时，可以让一台电脑运行30分钟，可以收看20分钟的电视节目。” （玻璃瓶回收体系亟待建立）
国家强制要求采用节能灯具。你知道吗？中国照明用电占所有用电量13%。欧盟通过使用节能灯，每年节约400亿度电。目前中国已有淘汰白炽灯路线图（国内照明用电节电潜力达480亿千瓦时 ）。
经济激励。这点我们在其他经济活动中并不陌生，现在是时候把他们用到环保上了！环境问题的形成源于污染的外部性未能市场化。政府对此进行的调节有利于释放正确的市场信号，例如对高排放车辆征收碳税或生态税，对电动车等予以税费减免甚至经济补贴。然而，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而单纯的经济激励如果不辅以监管和充分的信息提供，则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此外经济激励必须考虑实际中的公平，而不仅仅是对环境水平的提升促进。
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公共政策很罕见。如果你不介入改变，就是在等待其他人来改变你。个人如何影响国家政策制定？这个问题有点超出我回答的能力。希望两会的开场，能让大家往这个方向多思考一些。
企业层面：
我们所关注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最终大部分还是靠企业解决。而企业相对于个人有更多资源，相对国家有更大灵活性，是创新的主要力量。关于传统环境领域的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这里就不多说，毕竟整体市场规模还不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出的企业层面可持续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首先，针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企业不仅得考虑“环保需要我付出什么”，更要考虑“不环保我是否能承担得起后果”。企业若能利用好环境需求，则能变成本为机遇，创造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竞争力。环境污染的产生本来就是由于未能成为产品的资源被废弃。如果能增加资源利用效率，则可以在环保的同时增加收益。为此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创新投入。
租赁而非售卖也日渐成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商业模式，这能够促进货品的循环使用，也鼓励生产有更长生命周期的高质量货品。
绿色供应链：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NGO都开始注意供应链所牵涉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例如原料生产和运输中的污染，对工人的环境健康是否重视，给不发达地区的供应商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企业的供应链是否绿色，也通过绿色标识和NGO调查报告的方式进入了公众视野。即使中国消费者对绿色供应链还没有那么大关注，作为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中国的企业也必须审视自己的环境标准是否符合发达国家的环境意识需要。
绿色营销：企业可以加强对绿色标识的宣传，和绿色标识组织一起对公众进行教育，增加自己的品牌竞争力。当然，消费者选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这种改变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小步走，制定最符合自己的策略。
绿色过程：在企业的运营、制造、工业流程设计中考虑环保和高效。
电子物资和远程办公：通过提供数字化产品而不是实物产品，既满足某种消费者需求，又不必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在办公过程中使用远程和虚拟的工具，减少出差开支和上下班交通，也可以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减少环境影响。
关于企业在绿色经济中的作用，还有太多可能性。看到这里，你还觉得环保和经济发展非此即彼吗？
城市层面：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和我们能呼吸到怎样的空气最为相关。所能采取的办法，和其自身的城市特点有很大关联。欧洲的经验主要有这么几点：
能源供应：城市的能源选择和能源管理，影响着能源的价格，左右着能源的利用效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我们在谈到城市管理对人们出行的影响时，不仅仅是在说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也是在说城市的布局。在欧洲，城市规划中经常需要听取公众意见和各行各业的看法，长期讨论。因为城市的建设一旦确立，将会影响未来数十年或是更久。
可持续发展社区：社区成员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自给自足，共同协商确定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城市鼓励绿色的生活方式，例如提供公共自行车，便利的废品回收地点，方便的户外活动地点等等。（如果走路10分钟就有绿地公园，或许周末自驾出游的人，会减少许多）
城市规划和建设这一块我了解不多，有待专业人士补充。
写了两天，终于大致更新完毕。虽然学识有限，难免错漏，只愿有那么几点会触动你；无论是关注，是行动，是传播，都是当下所需要的力量。这已经是篇长文，但，请让讨论从这里开始，而不是到这里结束。
补充说明：
关于有争议的PM2.5浓度上升和癌症的关系，举一例：2013年，欧洲一项涉及九个国家31万人的研究表明，PM10与肺癌的相关性显著，PM10和PM2.5与肺腺癌的相关性显著。每提高10微克/立方米的PM10浓度，肺癌发病率上升22%。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849838.
注：由于疾病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在研究中必须考虑剔除这些因素，但无法做到完美，因此以上研究不等同于“雾霾导致肺癌”。并且（如同柴静在视频中所承认的），老龄化和吸烟仍然是肺癌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无法根据某地的PM2.5浓度和肺癌发病率，直接得出相关性判断。相关性也不直接等于因果性。而人的免疫能力还有个体差异，所以即使环境因素一致，每个人因此患病的几率也不会一样。在此就不再一一详细说明，期待另有专家撰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