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个干部做小吃去了
沙县“小吃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沙县小吃在全国的经营店已超过2万家，从业人员6万多，年营业额接近70亿元人民币。可以作为比较的是全聚德年营业额不到20亿元。
1997年，时任沙县县委书记刘道崎下乡到夏茂镇，听到满街叮叮当当的砸铁声，发现铁匠正日夜赶工用于煮馄饨、熬高汤的鸳鸯锅。
问明原因，他随即主持成立县长兼任组长的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小吃办”。
同时，县委县政府鼓励各个乡镇至少有一名科级干部停薪留职出去做小吃，当年“下海”的干部就达200人。夏茂镇原党委副书记罗维奎“下海”后，两年多时间带领乡亲办起18家“罗氏小吃店”。
对于政府之于沙县小吃的影响，姜承草记得：1999年福州创建文明城市，数以千计的沙县小吃面临被清退的危机。沙县政府火速发动各乡镇党员，给小吃业主讲文件，“一定要达到标准，不达到就生存不了。”
一夜间，沙县小吃的煤桶全部换成了液化气，小黑板全部换成了招牌广告。
不久，福州市召开了饭馆业主大会，姜承草去参加，“当地分管领导说沙县老百姓丰富了当地的餐饮业，为同行作了表率，这1000多家沙县小吃就像初升的太阳。”他嘴巴咧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沙县小吃驻福州联络处设在沙县驻福州办事处大楼的顶层。姜承草印象深刻的是会议室里的大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了福州各处的沙县小吃。
没达到标准的店放一颗红图钉，达到标准的店放一颗绿图钉。广东等地沙县小吃店密度高，为避免恶性竞争，沙县小吃同业公会要求，500米范围内不能有两家沙县小吃。
现在全国有29个城市设立了沙县小吃驻外联络组织。上传下达、证件获取、纠纷调解、业务投诉都由联络处帮忙解决，还要做好所在城市的商标保护。
建立联络处的想法起自2006年，因为沙县外出经营人员多、经营区域广，管理成为难题。当年，沙县政府提出建立“一乡一城一组织”的发展战略，一个乡镇要负责在一个小吃业主相对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一个管理组织，这是各地联络处的雏形。
由于帮带关系，同一个城市的沙县小吃至少店主三分之一都是一个乡镇里出来的。有些乡镇负责两到三个城市的联络处。比如，夏茂镇负责北京联络处、西安联络处、杭州联络处。
“联络处隶属于同业公会这个行业协会，以提供服务为宗旨，不以约束为目的。真正需要政府层面开展的活动，比如维权，由县里面的相关部门做，联络处配合。”沙县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联络处和“小吃MBA”
起初小吃业主经常面临租赁纠纷和拆迁问题，都找到联络处，“联络处同志会告诉他们如何调解，如果诉诸法律，如何请律师，等等。”但张鑫说，“联络处不是政府机构，不会以政府部门自居去调解。”
新人不会找店面，联络处也会指导：“新手盘老店，老手盘新店”，“原来开什么店，不改变原有的风味、口味。还要注意观察店铺门口的人流基本是什么时候入店，以及附近有无拆迁。”张鑫解释说。
每天，沙县小吃联络处的官方微信都会发布一两条店铺转让信息，写明店铺位置、转让价格、转让原因等，这些都由联络处负责搜集。
联络处的难处在于，统一所有小吃业主的认识，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沙县政府每年给所有联络处共约60万元拨款，“有些捉襟见肘。”
早期县政府对于小吃店也有不少补贴：2004年在上海每新开一家店补贴1000元，2007年在北京开张的前100家店每家补贴3000元。
到2015年6月底，“小吃办”和沙县农商银行设立的小吃融资担保基金贷款授信总金额已达到1.89亿元。
“我们发现，大家都想出去赚钱，力气却不知道往哪里使，1998年就设立了沙县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就一些共性的方面，比如小吃技能、食品安全给业主们做培训。”张鑫说。
零基础的小吃业主曾反映“上课听不懂”，多番商量后，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决定对学员作背景调查，把在同一地域开店、具有同等水平的学员安排在同一班级。
现在，张鑫每天要花至少3个小时，通过微信和微博与全国各地的小吃业主们沟通，解答问题，并把这些作为案例拿到课堂上讨论。
曾有广东学员问张鑫，原材料供应地离店铺较远，自己采购耗时，送货上门耗钱，如何解决？
张鑫跟几个老师商量后回复：“可不可以联合附近的业主请一个供应商送货，货品总量增加，不仅有市场话语权，还能分摊每次送货的成本。”
家乡怎么办
无论是销售收入、GDP效应乃至税收，小吃业几乎都不能直接给沙县带来风光业绩。但“沙县小吃却解决了三农问题，把农民转移出去了，让农民富起来了，返乡创业，还间接带动了配料、桌椅等相关产业。”张鑫说。
然而，家乡的赤脚医生告诉姜承草，离乡者越来越多，找他看病的全是老人，有些老人离世，连抬棺的人也没有。也许一人故去，一个家庭就在村庄中被就此划去。
如今沙县9万青壮年劳动力中约有6万人在外。最初，外出的农民自发尝试土地流转。“由于不规范，农民不踏实、租方难安心，很难持续。”黄福松介绍。
2001年，沙县县委、县政府从财政拿出150万元作资本金，成立了两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后来又在县农业局设立土地流转中心。现在沙县耕地的土地流转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留守儿童也是个大问题。出门的小吃业主极少把孩子留在身边，一般都让留在沙县本地的亲戚朋友帮带。黄福松说，现在政府除了努力扶持民间托管机构，还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帮小吃业主带孩子。寄宿学校也必须配备电脑室，方便小吃业主经常与孩子视频。
“看上去简单的小吃业，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妇联、教育局、农业局、计生局、各乡镇街道……我们在举全县之力推这个事业。”黄福松说。
沙县附近的将乐、顺昌、南平等县市，甚至福建省以外的人也都使用沙县小吃的招牌。沙县小吃同业公会1998年注册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的集体商标，只有会员才有权使用。
但《商标法实施条例》对属地作为商标有一定的约束，使得沙县不能完全依靠商标维持沙县小吃的品牌和权益，于是开设了维权办公室。
有人提出，既然冒牌规范难度大，不如开放对外地人的有偿培训，也许就可以规避此类问题。
也有人认为，一旦放开，会造成行业管理的不可控，可能影响沙县小吃的品牌信誉。而且即使如此，对于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商家还是无法起到监管作用。
另一方面，即使沙县小吃已经有39个品种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因工艺及原料配送，出了沙县，一般也就是经营拌面、扁肉、炖罐、蒸饺这“老四样”。
“配送是个大问题。没有沙县本土的原料，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夫妻两个人做，也没那么多精力。”姜承草说。
有些难处，但沙县政府官方网站显示的新计划是，成立小吃集团公司，在3年内整合6000家店面、5年内新增发展4000家店面，让小吃业主全部入股，实现年营业收入500亿元。
最终，他们计划将沙县小吃打造为中式连锁餐饮知名品牌。
（原标题：沙县小吃的背后推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