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弗吉尼亚?伍尔夫、艾伦?图灵或丽莎?辛普森——他们都是孤独的巨星，燃烧出最耀眼的光芒，却被隔绝于世人之外。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所写的那样：“聪明人的快乐，是我所知道的最稀少的东西。”
这似乎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涉及极少数精英团体——但它所提出的见解对很多人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教育系统大多以提升学术智力为目标，虽然智商测试的局限性已经广为人知，但智商仍是用来衡量认知水平的主要手段，我们会在大脑训练和认知提升上一掷百万，只为提升智商测试的分散。但如果说这种对天才的诉求本身就是愚人的使命呢?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的爵士乐时期，人们迈出了回答了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当时，在经历了一战招募中心的改良之后，花样复杂的IQ测试开始获得人们的支持。1926年，心理学家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决定用它对一组天资很高的儿童进行识别和研究。他遍寻加州各学校，寻找精英中的精英，最终选中了1500名智商在140分以上的学生——其中有80人的智商在170以上。这群儿童被称为“白蚁”(Termites)，而他们生活中的起起落落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
你也许能预测到，许多“白蚁”儿童的确取得了财富和声望——其中最出名的是杰西?奥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经典情景喜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确，当他的电视剧在CBS电视台上声名鹊起时，“白蚁”儿童的平均薪水已经是白领平均薪水的两倍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了特尔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选择了比较“低下”的职位，如警察、船员、打字员等。因此，特尔曼总结道，“智力和成就之间没有太大联系”。此外，他们的高智商也没能让他们过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们一生之中，离婚、酗酒和自杀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等这些“白蚁”儿童步入晚年时，他们故事的寓意——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已经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在最好的情况下，高智商顶多让你的生活满意度与常人无异;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你过得并没有常人那样充实。
这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每个高智商的人都是备受折磨的天才——但它确实令人很困惑。为什么从长期来看，卓越的智商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呢?
千钧重担
一种可能是，你对自己才能的了解反而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那些仍在世的“白蚁”儿童被要求回顾他们80年的生命历程中的各大事件。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满足，而是感觉自己似乎没能达到年少时的期望，并深受这种感觉折磨。
这种负担感——特别是和别人的期望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是许多有天资的儿童的共同困扰。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难过的案例便是数学神童苏菲亚?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岁时被牛津大学录取，却中途退学，当了一名服务员。后来她成了一名应召女，边做爱边背诵数学公式来取悦客人。
另外一个常见的抱怨往往出现在学生汇集的酒吧和网络论坛上——聪明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失败面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这些常人由于眼界所限，不需要感受这种极度的恐惧，而聪明人却时刻保持清醒，为人类的现状感到痛苦，或是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愤。
事实上，持续的担忧也许是高智商的征兆——但并非是以那些大门不出的哲学家们所想象的方式。加拿大麦克埃文大学(MacEwan University)的亚历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学校里的学生进行了采访。他发现那些智商更高的学生的确更容易感到焦虑。而有趣的是，他们的大多数烦恼都是平凡的日常琐事。高智商学生更可能重复一段令人尴尬的对话，而不是问一些“大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担忧就更加深刻，而是他们担忧的东西更多，担忧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说道，“如果某件消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比别人想得更多。”
进行进一步研究时，潘尼发现这也许和语言智力有关——即IQ测试中以文字游戏形式进行的测试。相比之下，这些担忧和与空间有关的智力关系要小一些(事实上，空间智力似乎能减少焦虑程度)。他认为，高超的口才可能让你更容易把焦虑语言化，并进行再三思考。不过，这并不一定是个不利因素。“也许他们比常人更擅长解决问题。”潘尼说道——这或许能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