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逻辑
和过去认为的“受压迫”形象不同，市场经济下，确实有一些女性愿意选择这种来钱很快的法子
性交易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一种商业行为，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出现。
法国历史学家维奥莱纳·瓦诺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一书中表示，妓女最早是神殿里的女祭司，出身优渥，主要为宗教服务，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她们的收入，是神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描写她们：“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睡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
中国关于娼妓的记载最早见《战国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清朝学者褚学稼也曾撰文写道：“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管仲由此成了青楼始祖，民国时期，扬州和镇江等地的妓院里都供奉着管仲像。
与数千年妓女史相对应的，是一样古老的嫖客史。嫖客与妓女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诞生名妓的时代，往往也诞生著名嫖客，如柳永，如白居易，如周邦彦，如宋徽宗。在那个嫖妓还没有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年代，他们因为善“嫖”，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文艺生活。
李银河把中国性文化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那时的人们把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罪恶感。到了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受“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影响，中国开始启动反性禁欲的思维模式。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重新开始肯定性，认为性并不是坏事，有种回归的意思，“但又不是完全回到古代去，是螺旋式上升的感觉，加入了一些现代的观念进去”。
中国人对性交易的态度大致也随着这三个阶段流转。黄海波、王全安嫖妓事件在媒体上曝光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声音，他们一改往日大肆谩骂、批判鞭挞的网络风格，而是很理性、客观地去分析和看待人性，这是李银河希望看到的。她认为早年的计划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封锁了人们的欲望，也封锁了性，而市场经济正在将其解冻。
在她看来，中国现行的卖淫嫖娼管理制度主要依据的是1950年的社会状况，当时社会普遍贫困，新生政权以解救妇女逃离苦海、打击阶级压迫为由，取缔了妓院。但60年过去，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妓女心态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以前老觉得她们好像是受压迫、被欺负，需要解救，现在看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她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得自己水深火热，很多都是自愿的，有些农村出来的小丫头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赡养父母，给家里盖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学……”
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嫖妓不再只是男人的独有属性，召男妓的女性也大有人在。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性工作者组织的代表向李银河等人讲述了她嫖男妓的亲身经历。“她平常老是为别人服务的，现在反过来让人来服务服务她。讲得可兴高采烈了，说有一排漂亮小伙子，等着她挑选。”李银河转述。
现在大家有钱了，有人想往这方面消费，马上就会有人来提供服务，这是用多严厉的刑罚都扫不掉的。现在完全是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状况。”李银河认为，法律对妓女和嫖客的打击往往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地下，并不能做到完全取缔，这反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几年前，她参加北京市刑警部门的一个座谈会时了解到，某一年北京市160多起未破谋杀案中，37%跟小姐有关，“因为身份证都是假的，出来干什么家里也不知道，受了侵害也不敢报警，犯罪分子抓住她们的弱点，就抢劫她们”。
近年来，李银河一直在通过多种途径就“卖淫非罪化”、“取消聚众淫乱罪”等议题向两会提案，但鲜有收到回音。
王全安因嫖娼被抓后，她在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性欲望及其界限》的文章。文末，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可不可以思考一下荷兰德国等国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性交易的处置方式的内在逻辑，可不可以借鉴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把中国人的同等行为处置得更合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