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某、孙某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亲手写下上述证词。
孙某介绍，在劳改队，贾相军从不悔罪，拒绝改造，还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诉，“他不要分，不要减刑，谁给他分他骂谁。”贾相军经常神经兮兮写申诉，又很固执，狱友戏称他为“贾神经”。
贾相军说，他多次顶撞过劳改队的干警，干警劝他“申诉归申诉，改造归改造”，他争辩说：“我没有犯罪事实，没有犯罪苗头，我的思想是健康的，不需要改造。”
会见父亲时，他将申诉材料和狱友证言送出。贾相军说，每次会见出监所、进会见室都要搜身，他把材料藏在裤裆里，总能蒙混过关，有的当面塞给父亲，后来会见时要隔着玻璃，他便从玻璃上空扔过去。
为了翻案，贾相军在狱中念了两年函授大专，读书看报，以提高文化水平。贾庆瑞则先后买回四十多本法律书籍在家硬啃，这些书包括《再审程序》《刑事侦查学》等，他变卖粮食家产，向各级检察院和法院提出申诉。
差点改判
对于贾家的申诉，聊城中院1992年和1993年两次驳回，聊城市检察院1994年1次驳回，山东高院于2003年1次驳回。
最高法院也调走卷宗查过贾案。贾庆瑞称，1997年，他在最高法院查到，当年1月30日，该院刑二庭曾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发现新的证据来函通知》，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
今年4月17日，贾庆瑞带京华时报记者找到聊城中院一名退休法官，该法官证实最高法院确实有该内部函。
上述要求不具名的法官称，20多年前，聊城中院受理申诉后，合议庭及告申庭的法官均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按疑罪从无改判无罪。当时总结出7个问题，脚印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卷宗里，承办法官注意到，发现死者的鱼塘抽干后，出现一双赤脚印，是否与贾相军的脚吻合，疑点很大。
贾庆瑞表示，他当年从律师和承办法官处了解到，鱼塘中真凶留下的赤脚印都是26.5厘米长，而鉴定人鉴定贾相军左脚26厘米、右脚26.5厘米。贾相军1993年服刑时，贾庆瑞带着专业人士去会见，测量结果为左脚25.69厘米，右脚26.05厘米。此外，贾相军供述他是从一边下去，原路返回，而现场勘查显示，赤脚印从一边下去，另一边上岸。
上述法官称，最高法院在调卷时也问到赤脚印问题，要求查清。但中院法官找警方办案人员座谈时，办案人员称，当时根据赤脚印制作的石膏模型已丢失。另外，主办人员还承认因“贾相军态度不好，打了他两下”。座谈时，这些话都记录在案。
该法官称，警方结案后，不少办案人员立功被提拔，因此翻案阻力很大。承办法官汇报应改判无罪的意见后，中院审委会不同意报省院，省院分管申诉的一名庭长也不同意改判，中院只好驳回申诉。
贾相军出狱后，曾找过一名宿姓律师代理申诉。去年6月，宿律师在聊城中院查到，该案所有卷宗在山东高院。山东高院确认有卷宗，但只让复印1991年11月核准死缓的报告。
核准报告显示，中院移交了全部案卷共计5宗，山东高院未允许复印。
22页的核准报告中，亦能看到诸多疑点。
其一，现场勘查“提取被害人阴道分泌物化验，检出人精斑(但因量少，又在水中泡时间较长，未能检出血型)”。其二，复核死缓的承办人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是被告人所为，但从被告人口供与尸体检验、现场勘查等情节都是吻合的，特别是尸体与自行车捆绑沉入鱼塘中，还有死者的钥匙、纪念币等物品与尸体分离情况，与被告人供述是一致的。如不作案的话，是不会知道鱼塘里除尸体外，还有钥匙、纪念币这一情况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是贾相军作案。”
贾相军解释，死者的钥匙等并不是他供述后发现的，警方也没有带他到案发鱼塘指认现场，仅有的一次指认也是在其他地方，当时，被问到死者小提包下落时，因受不了毒打，他瞎编被他扔到一个臭水沟里，警方带他到场后，并未寻获。“这个小提包一直没有找到，也没有出现在物证中。”
贾相军认为，一审判决和省院核准裁定，仅凭口供定罪，没有指纹、DNA等任何直接物证，赤脚印也对不上号。
阅卷无门
尽管拒绝认罪减刑，贾相军后来还是被数次减刑。1993年11月16日，山东高院裁定减刑为无期徒刑。1996年，山东高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此后根据其服刑期间表现，聊城中院裁定减刑3年8个月。2010年12月21日，贾相军获释。
儿子回家后，念玉环已经不认识他。贾相军称，刚判那几年，母亲还来探望过，但后来精神病越发严重，有一次突发癔症，在会见室拉着他说“一起回家”，两人抱头痛哭。
贾相军三弟称，二哥刚出事那几年，村民见到他们家的人就躲，还警告小孩，不要跟强奸犯的弟弟一块儿玩。贾庆瑞说，发生变故后，与他相交的8个好友均与之绝交，一些亲戚也都疏远。20多年来他坚持申诉，村民和亲友的看法才渐有改观。
重获自由后，贾相军做的头一件大事是跑到照相馆，他昂起头，嗞开牙，把当年审讯时磕落一颗上门牙及磕破下巴残留的印记拍成照片。“这些伤是我被刑讯逼供的见证。”
他开始打工挣钱，当搬运工，当装修工，为申诉筹措经费。去年9月，贾相军在北京找到律师周泽和杨学林。两人研究材料后，认为此案是个冤案，决定代理申诉。他们感慨贾相军是活着的聂树斌，“要不是那年他还不到18岁，也会一样被枪毙掉。”
去年12月22日，两名律师向山东高院申请查阅贾案卷宗，接待他们的立案庭庭长戚军表示，贾相军的申诉复查已超过两次，要查下以前的复查情况，能否再次受理申诉，不能立即表态。
杨学林表示，最高法院虽然有两次复查就不再受理的文件，但只是针对一般情况，如果确有冤情证明无罪，第三次受理申诉复查也不犯法，有错必纠不应受限制。再者，即便当事人不申诉，他也有权复制与自己有关案件的卷宗。周泽亦称，刑诉法规定院长就可启动再审程序，不受两次复查的限制。
戚军说，法院不可能明知是错案还不启动再审。他出去片刻后回来称：周、杨两人阅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阅。两位律师要求出示法条，戚军未出示。
周泽表示，律师作为申诉代理人阅卷是天然诉讼权利。“本案，无论是从代理律师的阅卷，还是从贾相军本人的复制案卷来说，都应该不是问题。既然现在对代理律师阅卷有争议，我们可以暂时不谈，那就先让贾相军作为当事人复制案卷，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戚军去请示院领导，回来后称，阅卷问题以及申诉能否受理问题，该院研究有分歧，当天不能定，此事经研究后，再一并答复。
4月8日，京华时报记者陪贾相军来到山东高院信访大厅，接待他的负责人称，戚军庭长和另一副庭长均出差，无法接待。贾留下手机号，至今未获答复。
贾相军服刑期间，祖父祖母先后去世。去年3月底，念玉环在医院病逝。去世前，她恢复意识，喊了贾相军的小名“二小”，“光拉着手哭。”一周年忌日时，贾相军在母亲坟前默想：自己的案子会有昭雪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