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8日，戴着一副标志性墨镜的王海现身西安某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据媒体报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
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时候，他会看对方的气势。在深圳，他曾经帮别人成立业委会，每次去都会带几个陆战队员。“这很必要，也很正当”。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
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3月11日，面对记者的相机，王海条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视镜，从兜里掏出一副镶着金边的圆框眼镜，金色镜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隐藏，清晰地映着眼前人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