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清洁工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市则拥有事业单位近8000个、职工近20万人，是党政机关总数的近5倍。
26岁的刘林是哈尔滨市宾县宾西镇政府办公室的一名编外职工。工作2年来，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不能入编”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没有具体工作，“领导安排啥就干啥”;也没有社保，没有晋升空间，甚至工资也不按月发放。
于是他选择放弃政府内部的清闲工作，参加这次招聘，试图成为一名城管局的清洁车驾驶员。人事编制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有编能当官，没编不能当官，这是本质区别。”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2011年哈尔滨公开招聘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88个岗位，共有8723人参考，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招聘1名讲解员引来1300人报考，成为竞争最激烈岗位。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撰文指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哈尔滨城管局现有八千余名一线环卫工人，其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不到10%，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62%，70岁以上的占23%。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由此对招聘寄予厚望：“我们希望提高环卫工人的素质。”
对于应聘的火爆，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环境科科长李一也很意外：“我们以为有一两千人应聘就可以了，没想到一万多人报名。”
李一坦承，事业编制是这个岗位最大的诱惑。为了防止人员流失，城管局也下了一道“紧箍咒”：被聘人员首次签订的聘用合同不得低于5年期限，一旦离开岗位则取消事业编制。
作为这批应聘本科生、硕士生的前辈，哈尔滨南岗区家政广场作业队的队长刘玉梅，同样担忧年轻人会“中途逃掉”：她每天3点起床，4点到岗，人均要负责7000平米的清扫面积，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得站着。
刘玉梅做环卫工人18年，是一百余人的作业队里唯一的在编员工。临时工每月拿1600元，她每月的工资是2200元，“刚够糊口”。
在她眼里，这份工作唯一的安慰就是稳定，“老了能领一份退休金”。刘玉梅一直忘不掉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扫不动地了，却又穷，只能回家继续种地。
如今，稳定对于23岁的佟鹏来说，也成了最为稀缺的资源。他期待着“旱涝保收的一生”。
报名后，佟鹏常会在路上观察清洁工人如何工作，看着那些“大都40岁以上的老临时工”，他总会安慰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临时工，我是会有编制的。”
激动的母亲
“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22岁的李胜峰选择竞聘环卫工人，是因为母亲的一番劝说。46岁的母亲在集市卖衣服，小摊只有“双手张开”那么宽，母亲很激动：“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今年刚从大庆职业学院毕业的他最初并不愿报名。
1990年，李胜峰出生在一座老工业城市，母亲是一家大型服装厂的职工，父亲则与爷爷同在一家80年代曾辉煌一时的机械维修厂工作。
然而1990年代末，中央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下岗的风波随之刮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
李胜峰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自豪地对他说：“我们一家都是国家的工人。”他没想到一夜之间，全家人手里的“铁饭碗”轻易就被人夺走了。
无奈下，母亲只能摆摊卖衣服，父亲则借钱买了一辆小货车，在城里跑运输。如今，李胜峰一家五口人仍居住在一套40平米的二居室里。
突变的家境，以及伴随而来的拮据生活，让李胜峰从小对“编制”、“铁饭碗”抱有怀疑及埋怨。母亲的一番劝说却让他没法反驳：“任何单位都能黄，国家还能黄了?况且环卫这种单位国家也不太可能舍弃吧?”
摆摊卖衣服的母亲常会碰到淡季，有时一个月卖不出10件衣服。母亲反复地对儿子呢喃：“还是应该相信国家。”
李胜峰认同了母亲的说法。这也源于他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毕业后，他先后做过机械维修、超市理货员与钢材管理员，最长一份工也只做了1个月。
而他有个同龄的好朋友，父母在一家国有卷烟厂工作，朋友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单位，如今每月轻轻松松六七千工资。
“有钱的进卷烟厂，没钱的干清洁工。”李胜峰最后报了名，“但终归还算是国家的人，给国家打工。”
李胜峰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是环卫工人的岗位，也会吸引如此多的竞争者。
26岁的张兰迪想要放弃在哈尔滨一家暖气公司的白领工作，因为“没有保障，也无法养老”。
开公交车的梁志伟每个月能挣5000元，他还是觉得没有养老保险的工作“太危险，不划算，都是硬着头皮干”。
“养老”、“保障”几乎是报名者都会谈到的问题。李胜峰也一样，他的父亲快50岁了，和他每天在城里奔波的小货车也快报废了，刹车常会失灵。疲惫的父亲总对他说：“你还年轻，但要为以后打算了。”
李胜峰确实也在做打算：城管局规定，3年考核优秀，可以转为管理岗位。“我愿意等，等前面的人都老了，我就能往上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