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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其所，安分守己
濮存昕说，他这一生受父亲的影响最大。
他的父母都演过戏。话剧《最后一幕》中，联络员的原型就是母亲，虽然母亲后来并没有直接参与艺术工作，但父母的相识就是在祖国剧团。从小，濮存昕在父亲的工作圈子里生活。实际上，我们现在聊天的人艺小房间，就是濮存昕父亲当年使用的，“你坐着的就是当年我父亲坐过的椅子，弹簧还是当年的。”濮存昕若有所思的说。
他说从小到大，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工作的认真。“演鲁迅的时候，脑海里就是父亲在书桌前的形象。那就是我心中，文人的状态。”
濮存昕对人艺的情感很像他对父亲的情感，有对父辈的尊重，也有家人的亲密，还有自豪与成就感。
他说自己最懊恼的事，就是有一次在胡同里跟深深仰慕的于是之老先生狭路相逢，结果“过于激动，没能忍住，随地吐了一口痰──事后，悔得肠子都清了。”太没有形象了。
这种心态，很像来自一个天真的、想赢得家长肯定的孩子。濮存昕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是：“我对人艺情感深。我不能对不起人艺。”
作为一个演员，最精彩的一幕当然是在舞台上。
对于演戏，濮存昕的宗旨是：“参与，而且要做得好。”他说，站在舞台中央，已经很满足。但不是在职业地完成，演戏对他而言，有乐趣。“就像大米饭总吃，但不烦。”摄影师邓伟曾给他拍过一张照片，演最后一场《李白》之前，他拿着写着场次的小黑板，自己又在上面加了一行字：“演戏如割麦，要一刀一刀地干。”
他说演戏看座，这自古不变。知道观众冲着自己来，当然有得意的地方。“相比之下，电视剧和电影没有自主权。”
“电影不自主，但可以瞬间完成一个让所有人看的东西。话剧，一场九百人，这是实实在在的。”濮存昕的下个角色很可能是电影形象，演一个农民，他正在为之留长发，做龅牙。说到这里他又仰起头笑了：“一定很好玩。”
对于人艺，他又说，话剧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应该保留的物种。“如果我们不负责，我们有罪过”。而且，“在今天的环境中还能演戏，还有这样的演出量，这是前辈没有过的。票房确实给我成就感。”
做演员，做好演员，且甘于做演员。濮存昕说他“很同情导演，要操心的事儿太多。”“我是狗熊，你给我饼干我会转圈，但给我多少饼干我也不会飞。”
行其心之所安。濮存昕说。“不要怕毁灭。怕毁灭还是对生命有过多欲望。”人生在世，去去就来是真的。作为一个演员，重要的是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值得演出来给大家看，这些东西和我的生命是不是有联系。“我要盖唯一能使我快乐的房子。”正如前段时间他主演的《建筑设计师》一样。
修行和救赎
濮存昕喜欢王小波说的“人生中最大的目标是乐趣。”
曾有著名演员说过，演戏是修行和救赎。濮存昕说，也许是，它会给人提供避难所。
对他而言，他说，“我的修养和学历没有关系，完全来自后来的阅读和表演经验。”
濮存昕的父亲是最后一代私塾学员，到他，赶上十年动乱，“什么也没学到。”二十多岁开始当演员，大量阅读文学经典，契柯夫、莎士比亚、易卜生。不仅阅读，而且背诵。许多大师级的美文名篇现在仍然张口就来，濮存昕说“夫人说我不会得痴呆症，因为我背下的东西不会忘掉。”
濮存昕说：“人性中有许多弱点和缺陷。”演坏人或反派，他无所谓。年轻的时候读书，喜欢联系实际，联想自己。下乡时期读《复活》，跟当时好了一年的女友分手，心里愧疚，把自己想成涅赫留朵夫，自责得不行。结果有天推开门，看见她正和别人亲热。“心里轻松啊。阳光灿烂啊。”五十多岁的濮存昕手舞足蹈。
对人生，他说，立地放下最好。“在心境中，不要负责。”
演戏，要认识到戏剧仍是舶来品，在大众中还是初级阶段。耐心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出现写意，避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做政协委员和副院长，不能给父亲丢脸，不能伤害人艺。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公益不该是负担，应该随手做。咬牙跺脚，则一定是为名为利。”
五个字，最后再加一个：了。“轮回重新开始”。没有观众，再热爱也不会有人去演戏。濮存昕说：“灯亮，幕开，从头开始，而不是从结尾开始。人生如戏。”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公益不该是负担，应该随手做。咬牙跺脚，则一定是为名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