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清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东北入关的满人。不过当时满族的人口还非常少，他们为了能够入主中原，将所有能够打仗的男子凑在一起打击明军，但是也只有十四万多人而已，剩下的大多数是老人、女人和孩子，由于他们充当后勤保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满族人却利用这支仅有十四万多人的军队，趁明朝内部的争斗不休，成功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王朝，最终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清朝兵和勇的区别”这个问题在网上看见很多“著名学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比如有一位被莫名其妙捧红的“著名湖南历史学家”就曾煞有介事地论证，说“兵是正规军勇是非正规军”，并进而认定湘军是“非正规军”，等由此类，当然，他其实是个被包装成历史学家的文学创作者，如果不是自己非要拿蛤蟆冒充美国进口小吉普，犯这么个错也无需太过计较。
言归正传，兵、勇在清代是有区别的。
所谓“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兵”指所有国家正规军的军人，而狭义的“兵”则特指绿营兵，如果没有任何前缀只说“兵”，在清代通常特指绿营兵，而八旗兵则会说“旗兵”或“某旗兵”，因此在一些时候，绿营兵的号衣上会写一个“兵”字。
所谓“勇”，则是清代的“应急招募正规军”。勇营始创于乾隆、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时桐城傅鼐仿照明代戚继光故事，招募勇营补充八旗、绿营兵力的不足，至湘军、淮军发展到高峰，是为应对紧急需要临时招募的正规军，一般是事急则募，事毕则遣散（但部分立功的军官会转入绿营体系），他们是正规军，但不同于绿营的终身、世袭当兵体系，报酬则较高。招募勇营称作“募勇”，而勇营基层士兵的号衣上一般会有“勇”字。重要、大规模的战役往往兵、勇并勇，有些清军将帅（如著名的向荣）部下有兵也有勇，就会出现“兵”、“勇”并存一处的情况，但实际上他们在基层分队（营、哨）是分别编组、互不搀和的。后期洋务运动时，因八旗、绿营衰落，清廷允许部分湘淮军和左系（左宗棠）楚军勇营不裁撤，转为常备军，叫“防军”，而把从绿营中选拔出精锐、进行类似勇营的编组、训练，叫做“练军”，“防军”和“练军”一度分别穿“勇”、“兵”不同的号衣。
简单说，“兵”和“勇”都是清代正规军的士兵，前者是常设正规军绿营的士兵，后者是应急招募的临时正规军勇营的士兵（虽然到同治年代后勇营其实已经常设化并取代了原先绿营的地位）。
不过兵、勇都特指最基层的“大头兵”，只有这些“大头兵”才会穿号衣，比他们级别高的是称作“弁”的军士，再往上就是队官、哨官、营官这三级军官，称作“将”，“将弁”不能穿“软料”即绸缎之类高级便服在军中，但也无需穿号衣，而再往上就是统领几个营的“大帅”，和统领几个大帅的曾、左、李这样的方面大员，他们的着装就更自由了。勇营是靠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封王封官特别多，清兵抓住或杀死的”贼首“也自然特别多，论功行赏，很多”大头兵“也有级别不低的品级顶戴，他们的岗位还是”兵“，身份却已经是”官“，穿衣戴帽也就比较混搭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目前保留下的清末照片看，其实不论绿营或勇营，他们基层士兵的号衣上其实并不一定直接写“兵”或“勇，而是在胸前或背后的一面或两面，直接书写军号、营号等番号字样，如”吉字营前营左队“等等，不过如果在现代古装片中这么还原，一来成本太高（比如拍甲午战争之类，得做多少种号衣才够啊），二来也不够一目了然（真实的号衣胸背中心的白月光里密密麻麻写成个标语板，知道的是军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古代版的微博呢）
北洋新军可以说是晚清时期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清军，当时为训练北洋新军，清廷特意从德国请来了德国教官，并采用完全采用德国的训练方式，总兵力大概有20万人左右。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就是凭借这支军队的力量，成功坐上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新军也就开始四分五裂，最后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北洋军阀，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一部分人选择跟随蒋介石，还有一部分回到了湘西，成为了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