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宋王朝，大家的印象就会出现两极化，那就是经济上的极度富裕和军事上的极端弱小，那么为什么会现在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宋王朝本身极为重视商业、科技的发展，宋代的历代皇帝大都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放任国内经济商业的快速发展，据悉终宋一朝尤其是北宋中前期的时候，全国70%以上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这个比例在历代王朝属于绝无仅有，论富强汉、唐、明三朝也要稍逊于宋。
众所周知，宋朝对开拓市场、发展商业、创造财货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惮于言利，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从前的政府，都主张抑制商业、压制商人；而现在的宋政府，则积极介入市场，与商贾分利，很多时候甚至显得很贪婪，有如地中海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经济政策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从市场中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为什么宋政府会出现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最直接的压力来自巨大的财政开支。宋王朝每年必须维持的财政预算比其他任何王朝的都要庞大，可能只有晚清政府可比肩，这主要是由于几大原因所致：
其一，宋代实行募兵制，当兵成为一种可以领薪的职业，一名宋朝的普通士兵，自入伍起，每月即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以及若干春冬衣物。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惟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而其他王朝均实行强制兵役制，服役是不领薪的国民义务。
其二，宋王朝的政府消费品，一般都需要由国家掏钱在市场上购买，宋人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而其他王朝的政府消费品，多是以实物税的形式向民间征用，比如明朝县衙的办公用品，从椅子到纸笔墨，都以实物形式向民间征收。
其三，宋政府建造公共工程所征用的人力，通常都要支付工资，如南宋绍熙年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政府需要每日给每名工人支付三百文钱。一些公共工程还以“和雇”方式在市场上雇佣工匠完成。而其他王朝多以役的方式无偿征用人夫，如明代编入匠籍的轮班工匠，必须定期赴京师无偿服役，路费自带，服役时间一般为三个月。
其四，宋朝建立了比其他王朝都要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贫民的“生老病死”均能获得国家救济，如设“慈幼局”收养弃婴与孤儿，立“胎养令”补贴生育的贫民，建“安济院”收养老而无归者，设“安济坊”救治贫病之民，置“漏泽园”收葬死去的贫民与流浪者。而要维持这一“国家福利”制度，也必须源源不断地给予财政拨款。
其五，今天许多评说宋朝史的人都注意的所谓“冗员冗费”，以及宋代官员俸禄的相对优厚化（我大略折算过，宋朝宰相的薪俸加上津贴，跟现在美国总统的年薪不相上下），也在不同程度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明清政府均实行低薪制，明朝以“柴薪银”名义发放的官员津贴，则直接摊派给应役的民众。
宋政府南渡之后，财政压力尤其巨大，不但作为税源的土地与人口失去了三分之一，而且先是跟金国对峙，后又与蒙元交战，战争就是最烧钱的游戏，军事上的开销就如一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南宋政府扩大税源的迫切，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在强大的财政压力下，宋政府需要获得多多益善的财富。这是一个没得选择的选择。难怪宋神宗要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