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在帝王世家的人来说，能登上至高皇位那是无比自豪的事啊，可是有的人却不这么认为，甚至一度谦让，就是不肯坐上君主之位，那么吴国贤公子季札为什么执意让国呢？这是什么回事呢？和小编一起来回顾下这段历史吧！
不愿做握有生杀大权能够主宰他人命运并且富有四海的一国之君，难得一闻，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奇人就是吴王的第四子季札。更令人称奇的是，季札的三个哥哥都能够谨遵父王遗命，不传子而传弟地一心要把国君的宝座最终传给他，这对于那时乃至以后的两千年，都使人感到匪夷所思。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临终前把四个儿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叫到床前，说：“我们吴国要光大基业必须任用贤能，你们四人都是良才，但季札更出类拔萃，所以我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札以礼制被废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为由，坚辞不就。寿梦死后，诸樊主持国政，一年服丧期满，引古代禅让习俗让位于季札，仍不就，并因此而避走山野。诸樊无奈，将延陵（今江苏常州）封给季札，从此，季札被称为“延陵季子”。
吴王寿梦一直想立季札为世子，而季札固请辞让。于是，吴王寿梦只得立长子诸樊为世子。寿梦去世之后，诸樊想实现父王的遗愿，再次让国於季札。而季札又推辞不受，还为之离家退隐，躬耕劳作，诸樊便继承了王位。
十三年后，诸樊病重，临死前对二弟馀祭、三弟夷昧说：“你们都得用兄终弟及的方式将王位最后传给季札，实现父亲的遗愿。”馀祭继位十七年去世，夷昧继位，四年，将死，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仍然坚决推辞，说：“我平生最想做的是实行贤人的为人之道……富贵于我如过眼烟云。”再一次逃回延陵。公元前527年，群臣无法，立夷昧之子僚为王。
但是，季札却再次拒绝，并再度归隐而去。于是，吴人只得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史称吴王僚。而这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此即吴王诸樊之子公子光（吴王阖闾）。
后来便是诸樊之子公子光在伍子胥的谋划下，以勇士专诸用鱼腹藏剑的办法成功刺死在位十二年的吴王僚，光继位自称吴王阖闾。季札深以这样争权夺利的杀戮为耻，哭祭吴王僚后，再未踏入吴都一步，老死葬于延陵。孔子亲自为他题碑：“吴延陵季子之墓”，表示自己深深的崇敬。
公子光认为自己身为吴王寿梦的长孙、诸樊的长子，本该由自己继承吴国王位。当初父王没有将王位传给自己，而传给了二叔馀祭，是为了能让四叔季札继承王位，以实现爷爷的遗愿。而今，父王传位给二叔，二叔传位给三叔，三叔传位给四叔，四叔不受。按理就该再传给我，却拥立了三叔之子僚为王，是何道理？
公子光便阴纳贤士，而欲袭杀王僚以夺取王位。其后，公子光在伍子胥的辅佐与举荐之下，而以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得以继位，是为吴王阖闾。而待季札出使归国，也只得接受现实，而说道：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季札便到吴王僚的墓前哭诉一番，而禀复出使之命。事毕，复位而待公子光之命（即承认吴王阖闾的合法地位）。那么，作为吴国的贤公子季札，为何要执意让国，以致吴国有弑君之事？
季札为什么执意让国？
首先，季札虽很贤能却并不适宜乱世为君。春秋后期，乃大争之世，仁义之君越来越不合时宜。吴国需要的是吴王阖闾那种强者，而非季札这种仁者。以季札的贤明，不会看不明白。而以季札的品行，并不能带领吴国走上争霸图强之路，只会让吴国沾染过多的君子之气，而这其实是不利於吴国在乱世中生存的。季札为吴国的前途考虑，故选择了执意让国。
再则，季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季札在出使齐国期间，鉴於齐国的种种乱象，而对齐相晏子（晏婴）说道：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封地与官职），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而晏子听纳了季札的劝谏，奉还了采邑与国政，是以免於栾高之难。
季札对齐国的政治看得透彻，而对吴国政治的熟悉就更不在话下了。以季札之贤明，是不难看出公子光之流的野心，而以自己仁厚的品行，又不能弃德行而与公子光之流相争。故为免於害，只得弃王位以保其身。否则，专诸刺杀的或许就不是吴王僚，而是吴王季札了！
如何评价季札执意让国？
首先，他的辞位可谓不忠不孝。何为孝？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而季札是再三地违背父兄之命。父兄均为国君，违君就是不忠于君；吴国百姓也希望他成为领头人，他坚决不干，也是不忠于“民”。
其次，他的辞位不是大仁大义之举。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辞让显然不是圣举，仁者爱人，为大众谋幸福才是大爱，才是大仁。季札是完全有“济众”条件的，一方面他贤能，深得父兄们的信赖；另一方面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深得吴国百姓的拥戴，有了这样的上下一心，吴国被治理得国强民富当是指日可待的。可是他偏偏不愿像尧舜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孟子曾对齐宣王说：“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季札“不王”，完全是“不为”之举，是没有担当的表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他是吴王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地肩负着使国家强大百姓安乐的责任。他是辜负了父兄与吴国臣民的期望与信赖的。
再次，他的辞位也无“礼”，即不讲礼制。他坚决推辞的理由是礼制被废不利于国，一开始是很有见地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王位继承如果不顺利，就会导致祸乱。可是，等到三哥夷昧要传位于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再推辞而不知变通了。因为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已经成了事实，他此时的推脱，无异是对父兄让位行为的否定，是无礼之极的。
最后，他的辞位还很不智。父亲因为他而推翻礼制，兄终弟及，但轮到他却戛然终止，这样自然会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争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公子光“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公子光对专诸也是这样说的：“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结果发生兄弟相残的局面，虽是季札意想不到的，但却是他的辞位所致，他应该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
后来又有了进行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武灵王让位，使季札的辞位无独有偶。赵武灵王是一个有为之君，他实行的变革一度使赵国强大起来，可是因为感情作祟，突发奇想地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将王位禅让给了自己宠爱的小儿子，结果不仅改革终止，还出现了内乱，自己也困死于沙丘，从而使赵国丧失了与强秦一争高低的历史机遇。
该当仁不让的季子的让国行为，既没有影响到随后的侄子，也没有影响到后人，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上打上烙印，实在是因为权力的诱惑太大，人不能不迷恋它。不过，倒是季札挂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诚信的范例，对中国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