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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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力量，以使他人”惮忌“其力量而”不再敢于“嘲弄。要么是放弃提高自己力量的努力，在怨恨中自我折磨和折磨更为弱小者。
耻感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在客观上导致”崇尚暴力“价值观的泛滥。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转移和发泄。
以现实里力量对比作为行为指南的日本人，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即使是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接受恩惠就意味着己方的示弱和向对方的服从，因而”也就增加了受到对方嘲讽、嘲弄的机会。
因此，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
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
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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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恩惠和情义。造成这种日本社会“奇怪”悖论的根源在于：在等级社会里，基于自利原则的“恩义”(恩惠和情义)是通过外部强制力而生效的人际纽带。它失去了超越狭隘自我之后所产生的真诚性，因而含有在外部强制力逼迫下“不得不为之”的无奈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