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
顺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
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
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天朝布告天下 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
天朝布告天下 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
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时称“十里洋场”，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平军所到之处，妓院一律取缔，禁绝娼妓。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文告中称，“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从这则布告来看，卖淫嫖娼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这一古代中国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时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国人呤喇，在其回国后撰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以肯定的语气称，太平军的政权范围内“娼妓是完全绝迹的”。
无疑太平天国的禁娼是最彻底的，却未能持久。在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一时需要，曾国藩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