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库财政储藏，不以黄金为计；王侯功臣赏赐，则有赐金数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王嘉传》也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出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以上这些西汉府库的积储，为何不厌其烦地只记铜钱而不涉及黄金？
与此相反，在王侯功臣的封赏中，中央政府经常可以从府库中取出大量的黄金，有的动辄数万斤，最多的甚至达到五十万斤，如“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万万铜钱，如果以王莽时期一斤黄金值万钱来计算，仅仅这一次赏赐就倾全国赋税收入还差十万万铜钱。明明府库中存在着大量的黄金，为何在政府财政积储的计算时，却以铜钱为计？
要分析这一现象，不能不涉及到黄金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在西汉的商品交换中，铜钱有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由铜钱为金属铸币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向人民征收的算赋、口赋、更赋，汉简中所反映的物价、家庭财产的统计，都无不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当然，在价值尺度上具有局限性的黄金货币，不等于说不具备价值尺度。但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文献记载黄金的价值尺度是不精确的。但翻遍汉简，也找不出一条有关黄金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精确比价。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必然被同时通行而有明确价值尺度的铜钱所代替。
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虽然在价值尺度上不能与铜钱相比，但黄金与铜材相比，黄金的价值显然高于铜材，这是由黄金属于贵金属所决定的。因而，在大宗赏赐中，黄金货币的优越性远远超过铜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作马蹄金与麟趾金时，明确规定这些黄金货币“因以班赐诸侯王”。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赐金总额达八十九万余斤，而汉武帝赏赐卫青与霍去病分别是二十万与五十万斤之多。在军事活动频繁与后勤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赏赐黄金货币显然比赏赐铜钱来得轻便。黄金货币虽然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但赏赐是一方赠予另一方，不是一种正式的双方交换行为，有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对赏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黄金，具有自身高贵的商品价值，这对于金属铸币的铜钱来说是不能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