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朱由检早早的来到皇极殿准备接受百官的朝贺。去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满朝文武只有一位外戚和内阁首辅到来。这次又没有让他”失望”，殿上竟空空如也。此时的朱由检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是无奈。自己事事亲力亲为，为社稷尽心尽力，可如今却是山河破碎，流民暴起，夷狄侵扰，民心向背，众臣背弃，俨然成为孤家寡人。朱由检此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但大明王朝却于这一年大厦倾塌。1644年的大动荡乃是众多因素共同造成，又岂能将罪责归于崇祯一人。
崇祯即位之初即面对一个烂摊子，内部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腐化崩溃；外部是辽东后金的不断侵扰。在这样的处境下，年轻的崇祯一上台便展现了自己与爷爷和哥哥的不同，英明神武的他首先剿灭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分子，使朝野短时间内正气充盈；另一方面启用受诬辞官，赋闲在家的袁崇焕督师蓟辽处理后金问题。这时的崇祯给大明天下的臣民一种中兴之主，在他的治理下大明王朝将再次复兴的形象。然而好景不长，大明王朝积弊已久的政治体系，卫所制度的崩溃，财政制度的紊乱，崇祯并没有改革的能力与魄力，再加上他天性多疑与刚愎。1644年，在所有内因与外因的联合冲击下，大动荡应运而生。
明末的党争加速了明王朝覆灭的脚步，政府官员整日忙于争权夺利，排除异己，于国家大事于不顾，致使行政效率低下，体系混乱。明际之士大多推崇东林党人士。认为东林掌权，则国必盛；朝政日下，国之倾覆则由于阉党乱政。若果真如此，天启四年何以所谓众正盈朝之时却因自身的内斗被阉党抓住机会以致全军覆没；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阉党被倾，东林正士纷纷入朝，奈何十七年后国亦亡。明朝由于施行八股取士，到后期众官员徒有口舌而无实能，党争一方面降低了行政效率，一方面加剧了官员的愚直与腐化。各党都各怀己思，各谋己利，意见不合则疯狂打压。东林人士非各个贤明，阉党分子也非各个奸邪。
崇祯深知党争之祸，在位期间不遗余力打击结党，由于自己的性格和处理方式的欠妥，却事与愿违，不仅党争日盛，且使众臣疏远，君臣互疑。1644年北京城破之时，崇祯发出：“文臣个个该杀；朕非亡国之君，然皆诸臣误朕”的感叹。今日观之，虽然崇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但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悲伤与无奈。言诸臣误朕，试问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杨嗣昌等人的悲剧又是谁误谁呢？崇祯自缢煤山之时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随同，百官竟无一人相伴，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百官与崇祯已是离心离德。
崇祯即位时面临的军事问题只有辽东的后金势力，以大明之地大物博与人员充盈，面对几万女真人当是绰绰有余。然而自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打明朝开始明军接连败退，失掉辽东大片土地，究其原因乃是卫所制度的崩溃，装备废弛，军士训练不力。加上万历、天启的怠政和荒嬉置辽东边事于不顾，导致后金势力逐渐膨胀以至于可时刻危及京城。崇祯本来对于辽东之事颇为重视，启用袁崇焕督师蓟辽，但其又急于求成，刚愎自用且疑心太重。
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之变，不仅是袁崇焕的悲剧也是崇祯的悲剧。《明史 袁崇焕传》评价：“自崇焕死，边事亦无人，明亡征决矣。”眼下，朱由检不仅没能解决辽东问题，后院又起了火，由于干旱饥荒与地主压迫，西北爆发大量的农民起义。崇祯不得不两面应敌，在此过程中虽互有胜负但却因连年征战，财政枯竭，民心向背，农民军势力不断增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破京城，朱由检自缢，与其说是李自成灭亡了明朝，不如说是明朝内部的瓦解。
李自成入京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致使众叛亲离，外加吴三桂的反叛引清军入关，山海关一役，天下易手。大明王朝276年，1644年的大动荡是276年积弊的结晶，这一年的人和事大多是偶然但同时又是必然。崇祯说自己非亡国之君，但历史证明其必为亡国之君。与其说大明亡于崇祯，不若说亡于祖制，亡于不思进取、默守陈规。在大明朝的前中期，崇祯或可成为一代明主，但在王朝末期，刚愎多疑的朱由检必将使基业败亡，1644的大动荡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