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上面说到斌椿随英国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国，那时他已经63岁，但是当清廷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当时周围人也有很多人劝阻斌椿，说这趟差从古没有过，谁知道是福是祸？斌椿当时还慷慨赋诗一首，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即使进入到了19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别的不说，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总结，“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10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8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还好，到了第5天，虽然风浪还大，但是人渐渐适应了，当天正是西历1906年元旦。各国乘客都到甲板上庆贺，当天晚上，中国人吃到了船上厨师制作的“新年大饼”，“外为白糖，以大麦、菩提脯实之”，估计是一种烘制蛋糕。船长特意请中国人参与船上乘客们的游戏比赛，戴鸿慈们欣然同意，还捐了50美元的小奖金。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那次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在早期，中国国内有派来钦差大臣时，驻外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得到码头或是车站行问安礼，他们要在站台设置香案，跪在那里口唱“奴才某某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试想，在这种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这是怎样的东洋景，每每引来众人围观如堵。后来，渐渐新潮的大臣们也不愿这样当着洋人面这样表演了，礼仪改在使馆内举行。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当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以后，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