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开幕的第一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走进议会大厅，议长林森见他腰间佩剑，立即迎上前对他说：“袁大总统，参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军刀入席，以崇法制。”袁世凯愣了一会后，无可奈何地解下了佩剑。
事实上，以参众两院构成的国会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议员们的选票一再改写中国历史”。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是张振武被害事件。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之一，他很瞧不起黎元洪，从黎元洪被推上台起，就“既推重又加以贱侮，甚至抽刀拍案，嘲弄辱骂”。
北洋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这时全国各地因为欠饷和裁军，不断有哗变事件发生。湖北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鄂人喜动恶静，武昌起义中的部分有功官兵也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在湖北发生的一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就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而且张振武还曾公开宣言：“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8月15日，袁世凯、黎元洪合谋，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逮捕杀害了张振武。在杀张的执刑命令上，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身份签字副署，使之生效，因此对此案负有直接责任。
张振武被害事件发生后，舆论为之大哗，认为张案的办理不符合法治精神。参议院立即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袁世凯见势不好，赶紧将皮球踢给黎元洪，而黎元洪为了逃避责任，又赶紧发长电委托段祺瑞到参议院登台答辩。
建立共和，并不意味着民主法制精神也相应而立。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便指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
张案的最大问题和漏洞，恰恰在于决定“生杀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的质问案也将重点集中于此，声明：“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参议院为张案的处理进行辩护，其辩护理由主要包括：张振武的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行刑前已“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张案涉及国家安全，只能执行“临时办法”。
这样的答辩不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满意。在他们的连番追问下，段祺瑞理屈辞穷，不得不承认，手续“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
参议院最初以同盟会占优势，在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成立后，同盟会的优势才逐渐转为劣势。接下来，唐绍仪内阁的垮台更使同盟会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8月25日，同盟会与一些小党合并，组成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国民党，国民党成为了民初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在当时的参议院内，基本就处于国民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
8月28日，部分国民党籍参议员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认为“副署之国务员段祺瑞辅佐乖谬”，要求按“临时约法”将其免职，“以彰国法，而固国本”。该弹劾案一经提出，共和党就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参议院议长几乎无法维持秩序。最后由于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张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弹劾和免职。
尽管参议院在张案上颇有虎头蛇尾之嫌，但能够让陆军总长在参议院接受质询，以及差一点弹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