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仅准备三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反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五天就遭到断粮，又逢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明军不少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搬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
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三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朱祈镇登位后，张辅就早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但临行之前，他却已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
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
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二十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也意见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也都有了归乡之心。
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止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战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
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祈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
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
八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接着，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三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