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房价涨幅明显扩大；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有62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出现上涨，比上月增加15个，这是继2014年1月以来再次出现62个城市房价全面上涨。更值得关注的，5月1日，中指院公布数据显示，以往傲视全国的北上广深房价4月份已全部掉出领涨榜单前十，上榜的均是非一线热点城市，其中惠州、昆山、中山、厦门、苏州的涨幅超过5%，涨幅是北上广深的两倍以上。
当前，业内外颇为关注的是，二线城市接力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的原因何在？其可持续性又将如何？
二线楼市疯狂缘于“一个扩张”和“三个紧缩”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楼市历来是中国房价领涨前十榜单的常客，但今年3、4月份以来，这种情况正在明显改变，二线热点城市房价已替代一线城市领涨全国楼市。土地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源头市场，二线城市房价接力一线城市房价暴涨，也同步反映到了土地市场这个源头市场上。
据中指院最新发布的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4月份一二线城市土地价格涨跌分化明显。300个城市成交地价楼面均价环比涨43%，同比涨65%；其中，一线城市猛然回落，均价为850元/平米，环比骤降75%，同比降93%，平均溢价率仅2%；而二线城市地价骤然上涨，均价达3007元/平米，环比涨53%，同比暴涨180%，平均溢价率达65%。
房地产形式是产业，本质却是金融。房地产又素有宏观经济风向标之称。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之所以会接力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最简明扼要地分析，恐怕与当前“一个扩张”下的“三个紧缩”有关。一个扩张指的是“信贷的扩张”，三个紧缩指的是“实体经济投资的紧缩，股市投资的紧缩，以及一线楼市信贷的紧缩”。首先谈“一个扩张”，即“信贷的扩张”。金融是宏观经济重要的先行指标。从理论上讲，金融处于投资生产等一系列经营活动的最前端，因此，金融的扩张和收缩对经济运行的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信贷增长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期大约在2～4个季度左右。
2014年9月30日，央行与银监会开始“松绑”房贷。7个月之后，统计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价在2015年5月终结了此前12个月环比下跌态势。2015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1.27万亿元，同比多增1.52万亿元，刷新2009年以来历史记录；其中新增个人住房贷款2.66万亿元。深圳2015年新增房地产贷款逾2200亿元，占比各项新增贷款一半以上，其房价也以48%的涨幅，冠绝全球。
2016年以来，信贷延续扩张态势。今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61亿元；其中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万亿，创下自2010年央行开始公布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其次谈“三个紧缩”，即“实体经济投资的紧缩，股市投资的紧缩，一线楼市投资的紧缩”。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当其冲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有人甚至说，产能过剩已成中国经济最致命的恶性毒瘤。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实体经济投资的紧缩，也就成了市场理性的选择。
2015年6～8月发生的中国股灾，可说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股灾。此后虽然国家队屡屡救市，但总体而言收效并不明显。市场风声鹤唳，股民心神不宁，场内资金动辄出逃。去年6～8月股灾过后，股市投资总体处于紧缩状态。
去年底今年初，一线城市房价的迅猛上涨，引起了监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高度警惕。2016年以来，北上广深开始陆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譬如，深圳的“3·25楼市新政”，上海的“沪九条”等等，通过提高购房门槛、加大首付比例、严查首付贷等紧缩性措施，大大紧缩了楼市投资。
在“一个扩张”和“三个紧缩”背景之下，二线热点城市楼市自然成了投资/投机性资金“退而求其次”的最佳去处。因为虽然总体而言，我国楼市供不应求的态势已经逆转，但二线热点城市毕竟存在着工作性价比高、生活舒适度好的优点，既不乏新增的刚性居住需求，也不缺投机炒作讲故事的题材。于是，二线热点城市房价暴涨了。
受制“三架马车”房价持续暴涨缺乏坚实基础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供给侧改革已成各界讨论的热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因为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中央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强调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并非说需求侧不重要。
“三驾马车”是GDP支出法核算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三驾马车”角度入手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二线热点城市房价暴涨，其实缺乏实体经济基础支撑。首先是出口增速回落。欧盟、美国、日本、东盟等地历来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然而，当前，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已先后推出负利率，充分说明了其经济的疲软；美国“再工业化”已初见成效，正在重夺中高端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东盟则凭借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低中端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回落已难以避免。
其次是投资增长乏力。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投资正面临两个极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产能过剩背景下投资回报迅速递减问题，二是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快速提高问题。
根据麦肯锡（McKinsey&Co）最新报告，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整体债务水平暴增4倍，目前中国债务占GDP比高达282%。 2015年我国GDP为67.67万亿元，今年GDP增长目标为6.5%~7%，即今年计划实现新增GDP为4.40~4.74万亿元。中国债务占GDP比为282%，按目前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中国债务一年需支付的利息为8.30万亿元。
一年新增GDP远不及债务利息，投资增长岂能不乏力？最后是消费增加困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无庸讳言，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最近披露，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我国基尼系数已不低于0.5，有课题组甚至认为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已高达0.61。另据北京大学2014年7月发布的《中国民生报告》，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为0.73。贫富差距过大，意味着阶层分化，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庞大的底层群众没有购买力，消费增加难上加难。
综上所述，已不难知道，不论是去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还是今年三四月份以来二线热点城市房价的接力暴涨，主要都是由“信贷扩张”推动的。这种由“信贷扩张”推动的房价暴涨，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的支撑，特别是已越来越受到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快速攀升的制约，因此是难以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