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阎锡山日记》中，特别注意到这位历史亲历者对段祺瑞相对真实的一段文字记录：
“今春韩复榘使人来云：欲共攻平津以驱张（即张学良），拥公再出，但须拒冯（即冯玉祥），加入何如？余答以外祸方殷，岂可再生内讧。且山东已在日人虎视中，若此，正所以与敌以隙，国事更不堪问矣！使者曰：公如不然，请为向方守秘密。余曰：余一人外，不使第二人知之，君可以来问好告众而返。合肥（即段祺瑞）使人来云：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后段可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余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大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此为四月间事。五月间复专使来云：愿推公主持北方事以驱张，北方军由段担任，一致听命。余答以十九年欲出洋息内争，未果，变为内战，至今思及，尚为痛心。余岂肯再为内战之发动者！合肥老矣，当此国难之时，当局者刚愎固有遗误，元老当以原谅心理，以国民资格扶助，裨益国家，当不为少。请转陈鄙意为盼。使者遂返。七月下旬，复由王军长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余曰：外患已成，国固不幸，然负咎有人，段公此举，恐以救国之心，蒙乱国之责。老矣，不若静心为愈。希转达为盼。”
为了厘清这段文字中的相关信息，我专门查勘了多种文献资料，限于篇幅只能简单地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时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记录这段日记的时间是1932年8月2日，其中的“君可以来问好告众而返”，似乎是病句。“王军长”指的是阎锡山的五台县同乡、时任晋军军长的王靖国，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该校总办段祺瑞有师生名份。
其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发表告国民书，希望于三年内以和平方法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一天，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裁军。由于冯玉祥、李宗仁心怀不满，加上阎锡山在中间挑拨离间，编遣会议非但没有实现裁军目标，反而导致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激化。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号称“国民党党务改组同志会”的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一派人由于被剥夺权力份额，愤然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与蒋介石主导的中央政府决裂。同年5月5日，李宗仁率先在广西公开挑战中央政府，号称护党讨贼军南路总司令。5月15日，被部将宋哲元等人推举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的冯玉祥，通电要求蒋介石与自己一起下野出国。希望蒋介石与冯玉祥两败俱伤的阎锡山，转而劝告冯玉祥解除兵权前来山西，与自己一起下野出国。冯玉祥于6月25日从陕西抵达山西，被阎锡山作为人质筹码予以扣押软禁。12月1日，唐生智通电拥汪、反蒋、联张，号称护党救国第四路总司令。阎锡山见自己的名字没有被唐生智列在第一位，便转而与张学良等人拥蒋反唐。
1930年1月3日，被蒋介石授予讨唐军全权的阎锡山亲赴郑州，委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中华民国各路总指挥，同时又放纵唐生智兵败逃亡。2月25日，阎锡山亲迎被他软禁在五台县河边村老家的冯玉祥来到太原共谋反蒋。4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电缉捕，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中央扩大会议所另立的“国民政府”主席。9月18日，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发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通电，导致阎、冯联军一败涂地。10月15日，阎锡山通电下野。12月底，遭受通缉的阎锡山从太原经天津逃往大连，向日本人寻求庇护。
在1931年9月18日沈阳“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1月29日上海淞沪会战接连爆发之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以“国难当前”为由，宣布取消通缉令并且恢复阎锡山等人的党籍。1932年2月27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在当天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悔罪反思：“从此以前，对不起自身者，丝毫不介意;从此以后，对不起国家者，丝毫不放松。”
正是基于这样的悔罪反思，阎锡山拒绝了韩复榘、段祺瑞等人为争权夺利而不惜再一次依附借重日本人发动国内战争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其三，1926年4月20日，61岁的段祺瑞失去临时执政的宝座回到天津，借住在他的旧部下魏宗瀚位于日租界的公馆之中。1924年被冯玉祥主导下的黄郛摄政内阁逐出故宫的宣统皇帝溥仪，当时也住在天津日租界。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到天津日本租界区秘密会晤溥仪、郑孝胥、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企图在东三省和华北地区寻找扶植代理人。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改名“新京”的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吴佩孚随之成为日本方面在华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的热门人选。阎锡山在日记中所记录的，就是依然热衷于权力争夺的段祺瑞为再次出山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赌博和政治投机。
段祺瑞在蒋介石的诚恳邀请下悬崖勒马离开天津，是1933年1月21日的事情。从此之后，段祺瑞才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些反日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