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西之水，原标题《满蒙问题” 和战之争》
自19世纪末起，日本政客口中所谓“满蒙问题”，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问题。自甲午战争战胜清朝，日俄战争又打败俄国，日方将中国东北的一大部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清朝灭亡之后，他们继续扶植奉系张作霖以稳固其东北既得利益，始终保持着对那块富饶肥沃的广大地盘的话语权。
换句话说，那二三十年里，日本政客乃至军方，都不觉得“满蒙问题”还算什么问题了，直到1926年7月，情况起了变化。
“满蒙特殊地域论”
1926年7月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没错，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发起了北伐，准备驱逐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达成全国统一。北伐军进军十分迅猛，先后击败直系的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进而北上进攻奉系张作霖，形势一片大好。而张作霖的老巢，正是日人所说的“满蒙”，还有华北地区。
中国统一形势大好，意味着对一心维持在华利益的列强，尤其是对中国有控制经济、侵吞领土野心的日本不太好。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长期备受洋人欺压的当地民众夹杂着乱兵，纷纷袭击外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首当其冲，日方官员有人受伤。4月3日，汉口民众与日本侨民发生冲突，他们涌入日租界，袭击了日本领事馆。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的8号座车被炸后的惨状
为了应对这一连串“暴乱”，4月6日，英美日等5国驻华公使召开会议，英国公使要求日本派两个师团来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居然一口回绝了。一向喜欢挑事的日本人，为什么这次如此淡定？
原来，这与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有关。时任日本首相是若槻礼次郎，他是议会第一大党民政党党魁。民政党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对英美妥协，即保证日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不要招惹这两个西方大哥。时任日本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因此也称这种姿态缓和的外交模式为“币原外交”。“币原外交”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紧张的中日关系，也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少受一些攻击。
但南京、汉口两起袭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换人了，长州藩阀出身的强硬派人物田中义一建立新内阁，他还亲自兼任外相。
田中义一军人出身，做事自然雷厉风行。1927年5月27日，当得知国民革命军逼近山东省时，田中义一决定向山东派兵。为了不给国际舆论留下口实，他特地向英、美、法、意等国代表通报出兵决定，列强正乐得有人肯出头教训一下胆大包天的中国南方革命者，也就默认了日本的行动。五天之后，即6月1日，日军步兵第33旅团登陆青岛。
6月27日，田中义一又以外相身份召集外务省高官，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领事吉田茂、汉口领事高尾亨、上海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召开了10天的长会，训令各地放弃“币原外交”政策，实行新的《对华政策纲领》。这就是有名的“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提出的底线是，不管中国的北伐军怎么伐，也不能越过长城，进入“满蒙”地区，打破其“分治”现状。只要继续分而治之，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就有保证。这种理论在日本方面有个学名，叫“满蒙特殊地域论”。
拼军事还是拼经济？
但立宪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对田中义一的强硬姿态看不顺眼，认为“现任内阁对‘满蒙’采取了异常积极的政策与计划……这会招致误会与反感”。
田中义一属于立宪政友会，民政党则是政友会的两大政敌——宪政会与政友本党之间的合体产物。以民政党建立为标志，日本政党政治从多党制走向了两党制。
日本出兵山东之时，滨口雄幸高举反战大旗，他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言：“日中之间的好感情，一朝就被（出兵山东事件）蹂躏了！”
细细看来，这次滨口雄幸反对内阁决议，还真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完全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自有区别于政友会的完整对华思路。
从日方的军事视角来看，“满蒙”地区是进入中国全境的第一步，所以田中义一才会特别把“满蒙”的“特殊的地位与权益”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不愿意让北伐军“越界”，更要阻挠中国的统一战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整个中国一定比单独的“满蒙”地区贸易前景更广阔，统一的中国自然比分裂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更有利。
滨口雄幸一直主张支持北伐军统一中国，恢复国内和平与秩序，形成更强的经济基础，这样日本在华才能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他曾说过，“制定未来外交方针之际，须着重于增进经济、贸易利益……应尽力将贸易延伸至中国全体，尤其是最富饶的长江流域，共同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
要而言之，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以中世纪的方式看待领土与战术，而滨口雄幸能够站在更高层次，看重日本的整体经济价值，所以他才能以更加平等和现代的心态来看待中国。
“五·一八通牒”
日本政客内部就对华政策争议不休之际，中国的北伐军也起了“内讧”。自1927年4月起，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清党，再有7月份汪精卫对左派战友反戈一击。苏联老大哥一怒之下，中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北伐被迫中断。当年8月底，日方看到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决定从山东撤回军队。
但很快国民党内部各派达成妥协，蒋介石以退为进，暂时下野，促成“宁汉合流”。1928年2月，继续北伐。你北伐，那我就再出兵。4月，日本军队再度进入山东。
可与上回虚张声势不同，这次日本军队与北伐军之间发生了正面交火：5月，两军在济南地区开战，日军36人毙命，另有12名日本侨民伤亡，中方死伤人数超过3000人。这么一来，中日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ri游行及抵制日货行动。
这时候，滨口雄幸又站出来发表演说，要求追究田中内阁的责任，并呼吁立刻从中国撤军。
田中义一当然不会轻易下台。5月18日，田中内阁针对“满洲治安事宜”向蒋介石、张作霖双方发布“劝告书”：张作霖应立刻放弃华北，蒋介石也不能追击到长城以北，等张作霖回到“满蒙”地区，由日军负责解除奉系军队的武装。史称“五·一八通牒”。
“五·一八通牒”一经发布，日本基层军队就有了靠山。但他们的想法却与田中义一不尽相同：他们并不想留下张作霖当傀儡，而是直接换掉他，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帮助日本更有力地维护“满蒙”地区权益。
这个新想法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1928年6月4日，一颗炸弹在奉天皇姑屯的铁路桥上爆炸，张作霖死于非命。因处理皇姑屯事件不力，田中义一惹怒了日本天皇裕仁，最终被迫辞职放权。
日本内阁政权，立刻交到了立宪民政党手中，新一任首相，正是力主“对华亲善”的滨口雄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