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1856年“天京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建国元老死的死、跑的跑,军事局面主要依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年轻将领勉力维持,其中尤以李秀成的功绩最为显著。
李秀成的战绩择其要者,包括1856年大破清军江北和江南大营;1858年,再破江北大营;1858年三河大捷,全歼湘军李续宾部;1860年再破江南大营,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建苏福省;1861年克杭州、绍兴,建天浙省。
1862年夏,湘军开始包围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随即陷于困境。虽经李秀成等率部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不足、饷糈不继而成果寥寥。到1863年12月,天京崩溃之势不可挽回,李秀成特意从苏州返回,请求天王洪秀全不要再死守天京:
“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俱是朝官,费粮费饷者多……曾妖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
此议遭洪秀全严厉斥责,他说:
“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洪秀全在宫廷内参悟“天谕”,已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于现实他倒视而不见了。李秀成没有办法,只得继续向天王尽忠。当然,即便“让城别走”,也未必比死守更乐观。
1864年5月30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扶持16岁的洪天贵福继位,并由自己执掌一切军政大权。但此时局面已糜烂不可收拾,城内粮食断绝,出现人吃草、人吃人的惨况。李秀成回天乏术。
7月19日,湘军用20吨炸药将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炸开一个60米长的缺口,进入城内与饥饿的太平军做最后的厮杀。当天深夜,李秀成挥泪告别母亲,然后带领一千余人的部队,全部穿上湘军服装,护送着幼天王,骑马疾驰冲过城墙缺口,消失在夜色中。
外国人绘制的李秀成像
冲出天京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上等骏马让给幼天王,自己骑驽马。驽马不善奔驰,没多久就裹足不前。幼天王等人顾不了他,继续向南狂奔,李秀成和两名随从在后慢行。
黎明时分,又困又饿的李秀成行至南京城南20公里处的方山,在一座破庙里落脚。当地农民发现了他,跪求他剃发,同时将他秘密藏起来。此事不幸为八村村董陶大来知悉,陶遂报告湘军。7月22日,也就是出逃三天后,李秀成被曾国荃的部队抓获。
曾国荃大松一口气。他知道,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最后一位骁将,要是他成功逃脱,他就可以在别处重整旗鼓,继续反抗。现如今,李秀成被俘,太平天国和清廷的战争,实质上已经尘埃落定。
李秀成与曾氏兄弟这对冤家对头,都欲将对方食肉寝皮,彼此也不把对方当人看。因为李秀成戴眼镜之故,曾国藩常在家书中称他为“四眼狗”;而李秀成则在文书中称曾氏兄弟为“曾妖”。
现在,复仇的时刻到了!自己的亲兄弟曾国华、曾国葆被太平军打死,曾国荃心中郁积多年的深仇大恨终于可以发泄了。他在给李鸿章的信里,写到了自己如何虐待李秀成:“李秀成遭获后,弟遍刺以锥,血流如注,随即传置槛车中。”
另据跟随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国荃)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也有记载说,李秀成大骂:“曾九(国荃)!各为其主,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
7月30日起,李秀成在监牢中强忍伤痛,以每日7000字的速度,写了一个长篇自述。自述回顾了太平天国的建国历程,反思了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最后,李秀成并没有哀求对方赦命免死,而是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谈如何防范外国的侵略。
李秀成自述的亲笔手迹。
李秀成说:“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他详细解释道:
“今天朝之事此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今其未动,老中堂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回,先有其炮,其药其码子存贮多多,防在要隘。炮位要大,要买其洋鬼炮架,有其炮,无其炮架不能。买炮为备隘口者,总三四千斤即可,太大不必买他,他十五三十斤重码,而何将炮而制计保水面之坚,虽我有我国之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
这一段话中,李秀成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买西洋大炮反制洋人;二,挑选技术人员“山寨”西洋大炮。他进一步建议:
“选集我灵变通明用炮之人,在阔地方密中教练,仍用炮子对一面高山,平处立起把子,教练炮手,练久而成百发百中之好手,出重工食,给与其资。”
此种见解,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体现,也是李秀成多年征战经验的总结,与当时清廷内部的主流心态(顽固仇洋)相比,显现出远见卓识。
曾国藩可能很乐意听李秀成这一番话。早在1861年,曾氏即创办安庆军械所,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开启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之路。就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时,他胸中正酝酿着更宏大的军事制造计划。
李秀成为什么要给曾国藩提这些建议呢?他自言:“我天朝已末,我乃大清民根,亦愿军民之好,免以惊动我大国人民。”也就是说,他不是从清朝或者天国的立场看问题的,而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能“与洋鬼争衡”,实现“军民之好”。
有人认为,李秀成此举意在奉承曾氏兄弟,希望得到宽大处理,隐隐然有投降之意。正如戚本禹所论: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
这个“忠王到底忠不忠”的争论,持续多年,各说各有理。炳哥认为,忠王为天国尽了忠。如果他不忠,他有很多机会独自逃生。试举一例:1863年12月,李秀成明知天京守不住,侍王李世贤也劝他勿去,另寻出路,但他还是不顾阻拦,毅然率兵拱卫京城。他难道不知道后果吗?
他只为私利不顾天国的话,他或许还不至于落入清军的囚牢。不能根据他被捕后写给曾氏兄弟的几句奉承话,来判断忠王的忠心。
8月7日,未等同治帝下旨,曾国藩在南京仓促将李秀成处死。据赵烈文记载:
“傍晚赴市,谈笑自若(此四字后划掉)复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鄙俚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中堂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
8月8日,曾国藩命幕僚删改李秀成自述,然后另抄一份封送军机处。
参考资料:斯蒂芬·普拉特《太平天国之秋》、史景迁《太平天国》、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