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六十二岁的陈寅恪在经历了战乱、流离、贫病等种种困厄后，终于在岭南安顿下来，并在迎接“新时代”潮流的同时逐渐远离自己旧日耕耘的学术领域。这一年他作《文章》一诗道：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一作“白头学究心思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该诗借古说今，以“白头宫女”自比为“玄宗旧朝”之人，一方面冷眼旁观“入时”文章的流行，另一方面孤守自己的文章义例。诗中所用的唐诗典故也恰与前一年陈先生正式定稿的一部著作有关，即《元白诗笺证稿》。之所以说避开了“入时”文章的作法，大概是因为该书部分承用了传统的“笺注”释诗的体例，但另外也有陈先生自己考据、释证的空间，以笺为体，以证为用，故合称“笺证”。
陈寅恪画像
元白诗研究在陈氏学术体系中的地位
此书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完成于其隋唐二稿刊布之后（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35页“一九四四年”条），而在《笺证稿》完成之后，陈先生便着力于《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可以说“元白诗”研究乃是连接其中年的中古史研究和晚年明清诗史研究的节点，亦是一个过渡——《笺证稿》在内容上是讲唐代史，在方法上则开辟了叙述“钱柳因缘”的“以诗证史”。就前者而言，《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稿组成一个唐史研究系列，分别侧重于有唐一代的社会文化史、典章制度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此据蔡鸿生先生归纳，见蔡鸿生《仰望陈寅恪》125页）；就后者而言，打通文史则是陈先生晚年自测学力的要求，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谈到钱谦益的学术领域是：“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紧接着就用这几个字来比拟自己一生的学术轨迹：“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所以若将诗史研究放入陈先生的学术体系来看，“元白诗”研究无疑是其整个学术脉络的重要分支。
就以诗文证史事的可行性而言，陈先生是根据中国诗自身的特点来考量的，据其授课笔记记录云：“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故而“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为何在众多唐诗篇什中取元白诗来考证历史？陈先生直接提出的原因有三点，大致是：
二、唐人诗中看社会风俗最好
三、留传较多
第三点可不置论。就第二点来说，《笺证稿》中《新乐府》部分的笺证很能代表元白诗所展现出的唐人社会风俗，即如《上阳白发人》一篇所谈到的唐代妇人有所谓“时势装”的流行装束，而陈先生通过分析证明了开元天宝年间与贞元元和时代所流行的妇女装束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对于“大家遥赐尚书号”一句中“大家”一词的考证则道出此词乃是唐代宫中对皇帝的习惯性称呼，而“尚书”则是女性宫官的一种称号。
上边谈到的第一点乍看起来似乎并不成其为理由，但就陈先生自己的研究历程来看，在《笺证稿》之前的中古史研究在时段上是从魏晋六朝一直到周齐隋唐之初，《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于初唐，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也仅是唐代政治史的一个纲要，具体史事多有待于填充，这是《笺证稿》所以一方面接续《略论稿》的叙述并补充《述论稿》中不及详述的一些重要问题之由。
《元白诗笺证稿》扉页
另外，为何恰恰是中唐的诗宜于解读唐史？若在历史语境下分析，则应从科举与文人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中唐时期，通过诗赋应举而取得政治地位的文人逐渐形成一个社会阶级，而此社会阶级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无论是后来所通称的“古文运动”还是“元和诗体”都是在这个时段发轫，故在文学史研究上意义重大。还有，从这一时段诗文所透露出来的时代信息，可以考察其政治语境以及背后不同主体乃至于群体的政治意识，这是极有利于政治史研究的。陈先生自己也总结到，“唐朝的诗，对于避讳较少”，诗人自然而然地便将前朝故事与当代治乱在诗中融会起来，鉴于元白二公当日的政治地位和留下的众多往来诗篇，以元白诗研究中唐历史不可不说是陈先生的一个睿见，而特定的人物与时段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加上陈先生特具的诗才，集中体现在《长恨歌》等长篇笺证中。
怎样研究元白诗
《笺证稿》前两篇选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引》论述，三、四篇为元稹的《连昌宫词》及其“艳诗与悼亡诗”，这四个长篇在结构上自成一部分，可视作笺证之典型，下面则试以《长恨歌》为例略论陈先生的一些研究特点。
此篇笺证亦可分三部分，即总论文体、释歌、论传。陈先生首先提出解释白居易的《长恨歌》必须与陈鸿的《长恨歌传》相互参读，单刀直入则于白诗语境不能间达，而透过《长恨歌传》的史事叙述才能读懂白诗所发之议论，更深入地体会到白诗文笔之妙，这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在第二、第三部分诗与传等的相互参校中，陈先生考证了贵妃入宫之先后、骊山行乐之真伪、玄宗幸蜀之路线、霓裳羽衣之大概等史实，这是以诗文为主线，各种史料相互比较研究的过程。
《元白诗笺证稿》内文
犹可注意的是此笺第一部分的总论，陈先生在这一部分提出了两条诗证的方法论：“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大致说来，此处的文体即是说中唐（贞元元和）时候古文小说体的兴起与元和诗体的开创，而诗与文的体例变化又是相互影响的。单就《长恨歌》与其《传》来看，即是受如韩愈《毛颖传》等古文小说之影响而汇“诗才”、“史笔”、“议论”于一体的创作，而元稹模仿而作的《连昌宫词》则是省去了《传》而达到极精练的状态，是此种诗体创作的高峰。陈先生的这些论证是以韩、元、白诸人的诗文为线索，通过系年先后之比较而得出的文体演进关系，这是整体上的研究。具体到个别词句时，则涉及到不同文人往来酬唱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即是“当时文人之关系”的比较，其影响包括遣词、立意、谋篇等多个方面，而通过陈先生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元白诗作中对方的影子，复因二人酬唱颇多，则能建立一个系统的研究范畴，这就是陈先生所倡之“比较文学研究”观。
陈先生在《琵琶引》笺证中阐释此方法为：“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订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而陈先生一直强调这种方法尚未能被中国学界吸收，在众所悉知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便有他对“比较语言学”的看法（详细论述可参看桑兵《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一文）。这里想指出的是该文提到一句：“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可见这种综合分析而辨别差异的落脚点是“从史中求史实”的历史学方法，这也是以诗证史的一个重要内涵——以中国诗之特点为体，以西方比较研究法为用，而从事中国诗史材料之分析，则是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学的尝试。
具体来看，《笺证稿》中《长恨歌》与《李夫人》是同一诗人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白居易《琵琶引》引元稹《琵琶歌》则是不同诗人同一性质作品之比较，而在《连昌宫词》中引韩诗、杜诗类比，并引申到唐人诗与近人王闿运、王国维等人艺术成就高下之比较，复又以元稹诗与红楼梦、亚里士多德与卢梭作品作比较，以至囊括古今中西，这是陈先生达到的一个高度，但又是即句论事，不作泛泛类比，在宏观弥望之同时不失毫端之精谨。
说到古今中西，就牵涉到横、纵两个不同维度，先谈《笺证稿》外的这两个维度。纵看《笺证稿》在笺注诗文传统中的地位可谓是近代新史学、新文学研究的产物，首先，《笺证稿》沿用了传统诗注体例，在观点上也吸取了如洪迈等人的见解。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笺证稿》则有所批判，譬如对汪立名本等不同本子的考辨，以及对《渔洋诗话》等传统诗话中“妄说”的驳证。其次就横向来看，陈先生大量吸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罗振玉、岑仲勉甚至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等人的观点。再就《笺证稿》内部的释证体系看，以《新乐府》部分为例，根据元白二人自述的创作方式及实际体例，是以诗三百采诗观风立意，谋篇命题上则吸收了时代不远的杜甫诗古题乐府的写法，在遣词造句上复又吸收民间歌谣体的语法特色而成一新兴体裁，即在纵向继承传统之时更不乏横向的吸收——这又是陈氏思想中“体用论”的一个表现，他谈到：“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为古诗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比较陈先生著名的“以新瓶装旧酒”之论，散见其研究中各处的“体用”思想则颇值得玩味。
然而，《笺证稿》中也频频指出元白二公错把古来之西法当作今日之传统的现象，这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指出来的——“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程度，殊不能无疑。”因此在整个《笺证稿》中，陈先生都不遗余力地考证诗中的典故表面下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事实，而说出来的事实就是“古典”真正的用意，由此牵引出没有说出来的事实则是所谓的“今典”。就直接点出古典的《西凉伎》一篇来说（有些诗篇直接借古事讽今，则古典中更含一层古典），内容上是讲唐德宗时代吐蕃陷河湟的事情，但陈先生以为就白居易所见而言，此诗实有讽谏当时在位的唐宪宗之意，这就是诗中的今典。对陈先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古典今典的诗论，是其赏诗作诗经常运用的法则。据黄萱回忆：“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所以陈先生的这套“暗码系统”不仅用于他自己的创作，而且一直延伸到其学术研究中，故研究陈寅恪思想，无论谈“体用”或是“古今”，都应该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眼光去处理他的文字。
《元白诗笺证稿》版权页
通过粗略分析陈先生元白诗研究的一些特点后，似乎可以窥见陈先生背后一些一以贯之的思想，故反过来设身处地去想，陈先生也未尝不对元白二公抱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先生极推崇二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不仅认为白居易在诗体上的革新成效胜过韩愈于文体上的起衰之力，在史家看来，其诗歌甚至足以媲美杜甫的“诗史”。但在推崇二公的才学时也对元稹的有才无德予以揭发，其中虽寓贬斥之意，但陈先生更看到了这是当时社会道德混乱所致，非独元稹一人如此，这又很可能是陈先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暗示。陈先生通过细致的笺注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如上新见，在史学研究上同样关注到了中唐政局上文人的分野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化风貌，其中还结合佛老之学对韩、柳、刘等几位同时代文坛高杰之思想作了精要点评。
诚然，书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于《长恨歌》的解读就有很多针对陈先生立论的辩证。另外像白居易家世的问题，则有平冈武夫、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不过正如元白二人所致力的“诗到元和体变新”，陈先生此著可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