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经声应气求、并肩战斗九年，后因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而一度分道扬镳。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乃是两种自由观的直接碰撞。
黄兴与孙中山
黄兴与孙中山合作始于1905年组建同盟会，而其合作的基础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孙黄的人生经历尽管各异，但有一点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经过西学的洗礼而确立革命思想的。孙中山虽然“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受过传统文化的薰陶，但从十三岁起到二十六岁，却主要置身于夏威夷、香港等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着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从而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难，于是乎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他提出必须“步武泰西，参行西法”，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孙中山早年的自由观承认“人人有天赋之权”（《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强调自由“专为人民说法”，“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这显然带有十七世纪英国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观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强调天赋人权，在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黄兴从小受到封建教育，读经书，习八股，应县试，沿着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前进。1898年正当戊戌变法运动趋向高潮之际，24岁的黄兴进入张之洞创办的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对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脑蒂中矣”（《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1900年，黄兴曾参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活动，并赋诗抒发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怀：“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1902年黄兴东渡扶桑，留学东京弘文学院。他的挚友龙绂瑞说：“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推*翻“专制政体”，“创建共和”，使中国“立于世界竞争之场”（《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西园事略》）。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1905年，黄兴与孙中山殊途同归，携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说：“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孙黄团结自然也离不开“主义”和“政见”。这可以从孙黄共同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得到说明，如其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可见，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和资产阶级民主决策、相互制约机制等，是孙黄合作的“主义”和“政见”，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基础和目标。孙中山作为总理，是由会员投票公举的，任期和权限也均有限制。
孙黄从团结奋斗到分道扬镳，导源于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后，孙黄流亡日本。孙中山“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已”，于是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他“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致黄景南等函》），因而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的要件”（《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
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中华革命党总章》），“甘愿服从”孙中山一人（《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据亲历者居正回忆，孙中山以坚定的态度、强硬的语气对“革命同志”说：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