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女士说,老人实际上是一名退休教师,在杭州独居,每月退休工资有五千多,但老人一直省吃俭用,捡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捐资助学,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性捐赠三四百,到现在的三四千。仅吴女士简单整理的捐资助学凭证,大大小小就有数十张。老人甚至签了遗体捐赠志愿表,身后愿意捐赠遗体和所有的可用器官。
吴女士说,“这些都是我父亲捐资助学的东西,都是匿名的,我们收拾遗物时才发现,先前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父亲过的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很惭愧。”
吴女士说,老人实际上是一名退休教师,在杭州独居,每月退休工资有五千多,但老人一直省吃俭用,捡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捐资助学,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性捐赠三四百,到现在的三四千。仅吴女士简单整理的捐资助学凭证,大大小小就有数十张。老人甚至签了遗体捐赠志愿表,身后愿意捐赠遗体和所有的可用器官。
吴女士说,“这些都是我父亲捐资助学的东西,都是匿名的,我们收拾遗物时才发现,先前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父亲过的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