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话剧在中国众多城市再度兴起。在重庆，上世纪被誉为“中国话剧圣殿”的抗建堂却如一位垂暮老者，孤独地沉寂在主城闹市中，越来越鲜为人知。
在重庆渝中半岛中心区域的观音岩地区，中新社记者找到了一栋略显破旧、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从淹没在商业门面中间的一个狭窄入口拾阶而上，在楼层中找到了抗建堂剧院。
1940年，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和抗战大后方，成为当时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是中国戏剧运动的中心，中国第一届戏剧节便诞生于此。当时为了解决剧场奇缺的情况，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的郭沫若组织修建了一处新剧院，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寓意取名为抗建堂，并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剧场题名。
战争催生好作品，闪耀如乱世明灯的中国战时剧坛，明示着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和赤子之情。抗建堂建成后，郭沫若、曹禺等文化名人在此宣传抗日救亡理念，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等著名话剧团体以及舒秀文、张瑞芳、秦怡等名角先后在此登台演出，激发国人爱国热情。
据资料记载，1941到1945年，共有33场大型话剧在此上演或首演，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虎符》，曹禺的《北京人》、《雷雨》，吴祖光的《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当时之抗建堂在国内名噪一时，与一公里外的国泰大剧院如同中国戏剧运动的双子星一般闪耀，见证了上世纪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1949年后，抗建堂因连续演出上百场《红旗歌》而更名为红旗剧场，并成为当时全国十大话剧团之一的重庆话剧团演出场地。
1986年，红旗剧场恢复原名抗建堂，却难复曾经风华。重庆话剧团书记王庆华告诉记者，“以前人们问路，这一片的地标就是抗建堂。现在人们问抗建堂怎么走，你告诉人家具体位置人家还不一定找得到。”
这座历史上的“中国话剧圣殿”盛名渐渐远去，而驻场于此的重庆话剧团也面临发展瓶颈。9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文化体制改革时期，重庆话剧团因无法适应市场需要，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剧团人数由200多人锐减至几十人。直到本世纪初，戏剧演出市场开始回暖，重庆话剧团逐渐复苏，抗建堂所扮演的角色却越发尴尬。
“由于资金短缺，剧场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维护，设备大多陈旧落后。”王庆华告诉记者，今年年初，重庆话剧团在抗建堂剧场试水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演出，剧团精心打造的都市话剧《轻度深爱》连续六场上座率均不足五成，不少观众抱怨剧场设施陈旧，一些观众甚至因为无法泊车而放弃观看。
“我们不可能放弃抗建堂，哪怕现在市场对抗建堂的反应不那么好。毕竟这是重庆唯一保留的老剧场了。”王庆华说道，重庆曾拥有多达26家的抗战剧场，但绝大多数都已不复存在，或地址、样貌都和原来相差甚远，而抗建堂是目前唯一一家还保持原址原貌的抗战剧场。
作为重庆市话剧团的管理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厉华认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与周围环境相匹配，历经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四周过于密集的建筑使抗建堂生存空间变得狭小，无法完全还原其历史风貌，但抗建堂作为目前重庆唯一记录抗战剧场文化的载体，其历史地位仍是不可忽视的。
在重庆话剧团的官方微博上，面对不到400位粉丝，工作人员仍不停更新着话剧团的演出信息，并不时发布一些抗建堂的历史。此前运营谈不上成功的话剧《轻度深爱》再一次出现在了剧团的7月演出公告上，而演出的地址仍然选择的是抗建堂。
同时，一公里外的国泰大剧院在10月将完成重建改造工程，重建后的国泰艺术中心除了有着可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相媲美的外观，内部更拥有顶级的剧院视听设备和各项硬件配备。管理者表示，作为重庆十大公益设施之一，焕然新生的国泰将具备大剧院和美术馆等多项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