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彻底失望了，决然地在上面写下了“同意离婚”的字样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医院做产前体检。每每看到别的女人有丈夫小心地搀扶着做产前检查，我的心便百般滋味。在孩子出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是自己一手提着药瓶、一手扶着墙壁走向洗手间的。那时的我特别敏感，满脑子都是故乡的事和故乡的情。其实，我更加害怕的是，我和赵伟的婚姻会出现问题，因为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数。
初时，我们几乎每晚都通电话，但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内容也由情意绵绵变得冷冷淡淡。
孩子出生之后，为了照顾孩子，我不得不辞去工作，经济因此而变得拮据。由于经常睡眠不足、吃喝不正常，我的身体也变得比较差，可当赵伟从阿特劳州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时，我却说：“一切正常。”
为了能够给孩子买营养品，我咬牙挺着，去街上乞讨似的拉主顾，给人画像，到华人餐厅做服务员，后来还辗转七八家工厂，装过玩具、卖过电器、缝过服装，但所得微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1998年，赵伟委托律师来信要求离婚，理由是为了扩大经营，必须与那位日耳曼族姑娘结婚，最后还说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
他的信像箭一样射中我那毫无防备的心，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浑身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泪水禁不住从指缝中淌了下来。我觉得一切都虚无缥缈，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挂了个电话，说不同意离婚，也不需要什么补偿，我和小孩依然等着他。谁知一个月后，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和赵伟的离婚诉讼书。
我彻底失望了，决然地在上面写下了“同意离婚”的字样。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黯淡、最艰难和最痛苦的时期。我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只靠晚上在微光摇曳的娱乐城中推销啤酒赚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一次，正值隆冬，我担心女儿冻着，出门前给她加垫了一张电热毯。一个小时后，当我匆忙赶回家里时，只见电热毯冒出缕缕白烟，女儿痛苦地在床上挣扎着，身上的棉衣快烧着了。好险啊!我把女儿紧紧地拥在怀中。那一晚，我的身子一个劲儿地哆嗦着，整整哭了一个晚上，就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小鸟，独自躲进丛林中舔着从心里流出来的血。
只要女儿能够健康地成长，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包括原谅她的爸爸？
痛定思痛，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一方面把爱全部倾注在小孩的身上，虽然身体因过度劳累而变得十分瘦弱，但只要听到女儿的笑声，我的心中就泛起了无限的欢乐;另一方面，将精力用在美术创作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为南韩一部舞台剧进行的舞台设计，大受欢迎;为德国一家公司设计的木偶戏人物造型又一举夺标，从此，我的生活开始出现转机。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很懂事。8岁时，她就会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我洗衣，她拖地板;我做饭，她擦桌子。有时，我身体不舒服趴在床上，她就给我捶腰、揉背。她经常对我说：“生活是酸的，糖果是甜的，只要心情好，生活中处处都会铺满糖果。”
听着女儿说出这些与年龄不相称的话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痛，忍不住张开双臂紧紧地搂着女儿，抽泣地说：“妈妈对不起你啊!”
赵伟偶尔有电话来，询问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听到女儿的笑声竟然忍不住哭了。那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持续了将近25分钟。他的哭泣声像杜鹃啼血一样萦回在我的耳际，让我压抑得无法喘过气来。他告诉我，他结婚后不够两年，由于一些原因，又离婚了，恳请我将女儿给他，以便将来在哈萨克斯坦继承遗产，但我没有同意。
随着女儿的长大，她经常问我：“爸爸在哪儿?”每当这时，我便含着泪水对她说：“爸爸出差去了。”有一天吃晚饭时，她又问：“爸爸去哪里出差呢?”
“不知道!”那一天，我心情很差，不耐烦地对她说，“以后不要再提他了。”
整个晚上，不管我怎样逗她，她也不说话。我忙着设计一个人物造型，便由女儿独自睡觉了。深夜，我坐在女儿床头，发现她的眼角还挂着泪珠，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痉挛：“自己心情不好，干吗要连累女儿呢?”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守在女儿的床边，等她醒来后，便抱住她：“对不起，昨天妈妈心情不好。其实，你的爸爸在阿特劳州。”
“妈妈!”女儿开心地搂着我的脖子，“我有机会见到爸爸吗?”
“有，一定有!”经过昨晚，我幡然醒悟：自己不应当刻意压抑女儿对其爸爸的思念，只要女儿能够健康地成长，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包括原谅她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