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彬喉头下方三指处的气管被切开了。在ICU(重症监护室)里，只有无法正常呼吸的重症患者才这样做。
可是，被切开气管的董仲彬不是躺在ICU里，而是顶着烈日，坐在昆明某医院的门口乞讨。他的面前，摆放着16本献血证和一封求助信。
从2002年开始，董仲彬陆续献过48次血。他本来愿意继续献下去，但是，身患癌症又无钱医治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半个月前，他放下尊严，带着伤口，在昆明街头摆开一排献血证，开始乞讨……
地上，摆开奖状和一摞献血证书
5月21日，气温达30.9摄氏度，直逼历史最高纪录。在这样的天气下，即使有树荫遮挡，董仲彬还是热得要命，头上的汗擦了一边又一遍，依然不干。
医院门口的人熙熙攘攘，不少人被他摆在地上的16本献血证吸引。因为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看懂的人会扔下钱离开，这时，董仲彬会点头致谢。而无心留步的人则会快步走开，像躲避瘟疫一般。
董仲彬穿着干净的灰色上衣，淡蓝色裤子，呆呆地看着前方。喉部切开处的疼痛，令他处于失语状态。他面前的地上除了一摞厚厚的献血证书，还有两张献血奖状、一封求助信、一张“器官捐献书”。
那两张奖状，分别是2008年10月昆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在2003年-2007年无偿献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昆明市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奖状;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他颁发的2008-200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听说有记者来采访，董仲彬激动起来，脸颊上流下两行热泪。他颤抖地举起手，指着面前的求助信和献血证书。他打开那一摞献血证书，指着上面的时间，一本一本地展示着。那16本献血证，证明董仲彬的48次献血经历。
末了，他又拿出一张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颁发的荣誉证书，指着上面的网址，努力想说明“我说的一切是真的，可以上网查”。
“我自愿捐献我的肾、眼角膜、肝等，因为得的是甲状腺癌晚期，无法医治，医疗费用了十万多元……我没有家人，我是B型血，如肾病病人是B型血可以和我配型，我自愿捐献，不要钱。”那张“器官捐献书”是董仲彬自己写的，字字恳切。
“我知道我最多只能活一年了，我也想做手术，但我没有钱。我只想在这一年里过得好一点，我可以把我身体所有可用的器官全部无偿捐给国家，捐给有需要的人”。面对记者，董仲彬写下这几句话时，声泪俱下。那个“声”，是他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像低音音响一样的嘶声。
癌症，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书面的采访开始， 董仲彬的人生轨迹从笔尖缓缓展开。
董仲彬今年48岁，老家在昭通巧家县白鹤滩镇红卫街。2000年从老家来昆明打工，在2010年以前，一直做建筑工人。“我参与修建过朱家村立交桥，10年时间里我攒了15万元，只是这些钱全部用来看病了。”他写道。
董仲彬曾有一个家。2002年，他和妻子离了婚。他有一个女儿，但从与妻子离婚到现在，与女儿都没有任何联系;家里的老人也已去世。
2010年5月，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医院检查发现，他患的是甲状腺癌症早期。一个月后，他又到另一家医院检查，发现原来的肿瘤已经扩散成了两个。
癌症彻底改变了董仲彬。他不能工作，甚至不能说话。“肿瘤已经压了我的气管，不能出气，后来在昆医附一院做了气管切除手术，手术做完后，我就不能再说话了。”写完这些，董仲彬拿出一本病历本，上面记录了他在医院实施气管切除手术的情况，还有一张昆医附一院的B超报告单和医保出院证。出院证上写的住院时间为2011年5月9日，入院时间为10天。入院诊断为“甲状腺鳞状细胞癌”。
耽搁了整整一年之后，5月11日，董仲彬准备好证书、求助信、器官捐献书，又准备了一块毛巾、一卷卫生纸和一块小镜子，出门乞讨。毛巾是用来擦汗的，卫生纸用来擦喉部气管切开处流出的脓水;而镜子可以让他看到自己的伤口。
每一次擦拭伤口，都带来剧烈的疼痛。他轻轻地揭开纱布，纸巾接触皮肤的时候，他痛得眉头紧锁。疼痛随着擦拭的小动作传遍全身。
董仲彬选择在昆明的一家省级医院门口乞讨。这是因为他听人说“这家医院有很多需要肾脏的患者”。他想，可能自己的“器官捐献书”会帮到什么人。
到昨天为止，董仲彬乞讨的生活已经过了15天。晚上，他独自住在船房老村175号的出租房里，吞咽稀粥，而食物经过喉部的疼痛，令他很难吃饱。一年来，他的病情决定了他只能靠粥果腹。
每天早上9点，董仲彬都会准时来到医院门口，在纠结的情绪中，放下尊严，开始乞讨。求生的希望和死亡的恐惧纠缠着他。如果要活，需要设法凑够8万元手术费用;如果医不好，那就只能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令他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每天都有众多的好心人捐助他约50元钱。
“有人愿意帮助我吗？”
5月22日中午，董仲彬熟练地揭开纱布，向停下脚步的人展示他颈部的伤口。炎热的天气里，伤口感染随时可能威胁他的生命。
见此情景，不少人蹲下来，仔细看他所有的证书。有人看了他的求助信后，掏出百元大钞放在碗里，说不出话的董仲彬感激地连连点头。
“一年内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也没有检查，现在你的病情是怎样的状况?”不时有慷慨解囊的人问董仲彬，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久。
记者对他的采访持续了数天，每次笔谈，一聊到妻子和女儿时，董仲彬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手中的笔仿佛失去重心，不知该如何落笔。
献血先进个人到了如此地步，昆明市血液中心知情吗?
登陆昆明市血液中心网站，记者在网站公布的“2008-2009年昆明市无偿献血先进个人”的名单中，找到了董仲彬的名字。但是只是名字，连张照片都没有公布。
昆明市血液中心工作人员也还记得，董仲彬确实多次献过血。“只是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具体次数。”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
“他献血次数多，他生病以后，手术过程中需要的血量在血站也报销了上万元。”工作人员说，上个月董仲彬去过血液中心，提出想要100元的路费钱回家，血液中心考虑到他的处境，给了他600元，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听说他现在的遭遇，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很惊讶。他们没想到，董仲彬竟然想用乞讨――这种抛弃尊严的方式，为他自己赢得生的机会。
“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要做手术，还需要8万，我想活。但我根本没钱，最多只能活1年，我只是想在这一年里过得好一点。我曾经为昆明多次无偿献血，血量达到上万毫升血，现在我愿意把我的器官和身上可用的东西捐献给需要的人，希望好心人能帮帮我。”这是董仲彬写下的一段话。
“有人愿意帮助我吗?”他一直在迫切地问记者。
